杜菫，字惧男，号柽居、古狂、青霞亭长，丹徒（江苏镇江）人，约活动于明代中期1465至1509年间。成化（1465-1487）初，应进士试不第，遂以文人及职业画家的身份寓居北京，亦往来南京、江苏等地，与当时著名的文人仕宦多有交游。根据画史著录，杜堇兼擅人物、界画、山水、花卉；现存画蹟则以人物故事画为主，除白描风格外，亦有继承南宋院体风格设色精緻的工笔人物画。他的画作对明代中后期人物画影响深远，如唐寅（1470-1523）的人物画风，便明显受到杜堇的影响。
〈玩古图〉为杜堇工笔人物画的代表作，并反映了明代中晚期文人士大夫赏玩品鑑古书画器物的风尚。画中描绘滨水庭园一角，两名士人在硕大屏风前赏鑑长案上的鼎彝古物，前方女童持扇扑蝶，另有侍童携来画轴和围棋盘，朝斜后方解开琴套、准备香具的仕女走去。画中家具器用雅緻华丽，说明著主人的财富与品味，然此非杜堇意欲表现的重点。他在画上五行雅秀的款题，赋予「玩古」更严肃的意义：玩古乃常。博之志大。尚象制名。礼乐所在。日无礼乐。人反块（愧）然。作之正之。吾有待焉。柽居杜堇。柬冕徵玩古图并题。予则似求形外。意托言表。观者鉴之。
杜堇认为若发挥「博古」的精神，透过详究古物的形制名称，理解寻索古代礼乐制度，便可将看似逸乐的耳目之玩，提升成如同孔子所言「好古敏求」的积极作为。画中长鬚文士蹙眉审视的专注情态，及其主要的品鑑对象并非一般琴棋书画，而是上溯三代的古青铜器，展现了杜堇寓道于画的特别设计。
明 杜堇 玩古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
《玩古图》为双拼巨幅，原画可能曾被裱装成屏风形式，一如画中所见的立屏。主题除了鉴赏古器，也在描写琴、棋、书、画等四项文人的游艺活动。画风秀雅古朴，饶有南宋院体馀韵。杜菫此型工笔人物画，对唐寅中期风格，深具影响。
《玩古图》桌案上的器物琳琅满目，除了墨绿色的青铜器外，另有白色、浅绿色以及带开片的瓷器、装饰著繁複纹样的金器等。乍看之下，件件似乎皆有来历。然若将器形、装饰图案的种类、纹饰的佈局等细节与古器物图谱或各朝传世器比对，会发现杜堇所绘的器物，与夏、商、周三代，或是汉、唐盛世的古器物儘管类似，但总夹杂著若干佚离时代风格之处。推测画中这些器物的形象，可能是依据后世所製的仿古器所绘，也可能是杜堇按照自己原本对这些器物的认识，再掺入若干想像和创意的结果。
《玩古图》器物类型
1. 炉
2. 碗
3. 洗
4. 玉饰
5. 方鼎
6. 博山炉
7. 金奁
8. 壶
9. 鬲
10. 鬲
11. 豆
12. 炉
13. 玉璧
14. 兽炉
15. 不明
16. 不明
17. 钟
18. 不明
《玩古图》器物与古器物图谱或传世器比对表
南宋至元 哥窑 米黄釉鼎式炉
05
兽面夔纹扁足方鼎
06
（宋）吕大临《考古图》
博山香炉
（宋）吕大临《考古图》
凤匲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
商毋乙鬲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
周伯鬲
（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图》
周蟠虺豆
明 德化窑 莹白夔纹鼎
13
汉 凤纹玉璧
14
（宋）吕大临《考古图》
兽炉
宋 大晟钟
彭楷栋先生捐赠
杜堇 题竹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右上自题七绝一首，署款“柽居杜堇”。从题诗悉知此图绘宋代著名诗人苏轼题竹的故事。画面正中高帽长须、执笔题竹者即为苏轼。人物衣纹作兰叶描，又稍见转折和顿挫，纤细而有力。墨竹主干细加晕染，逐节分明，笔墨亦显细秀特色。唯山石勾皴较随意，多尖峭折角和方向不定的短皴，近似“浙派”戴进的山石，其画法似乎与“院体”、“浙派”有一定关系。杜堇的画风也反映了成化、弘治时期绘画所具的时代性。
杜堇 伏生授经图 （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图布势跌宕起伏，运笔迅疾顿挫，具豪迈放逸意趣。这种繁简结合，工写相兼的表现手法，反映了较全面而娴熟的技艺。伏生为汉代济南人，字子贱，原为秦博士。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受到极大打击，至西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的人，时伏生已年九十余，老不能行，文帝使晁错往受，得二十八篇，即所谓“今文尚书”。此图表现的即是这个题材，图中倚坐在方席上的老者即是伏生，鬓发苍苍，老态龙钟。
杜堇 梅下横琴图 207.9×109.9厘米 上海博物藏
此图写文人雅士在梅下抚琴的情景。老梅虬曲如苍龙盘空，红梅绽开，文人雅士性情激昂，挥斥文章，谈笑风生。人物刻画精细，面部略敷铅粉，衣褶劲利流畅，吸收了北宋李公麟和元代张渥的线描技巧。
杜堇 山水人物图（日）私人藏
此图以谨严苍劲笔墨描绘文人隐逸生活。画面上高山峻拔，溪流绕岸，松林苍翠。一隐士漫步于溪岸，仰望远山，陶醉于林泉山色中。画家自题：“松色洒衣碧，微风寄遐想。山中有楼居，仙人自来往。”
杜堇 古贤诗意图 28×1079.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无款印。共九段，每段有金琮书诗，卷未金琮跋云：“□□索仆书古诗十二首，将往要杜柽居为图其事，柽居无讶仆书敢占其左，以渍痕在耳，他玉图成必有谓珠玉在侧，觉我形秽者，仆奚辞焉。弘治庚申六月廿八日，金琮记事。”金琮，字元玉，号赤松山农，工书，善画梅花。杜堇细心体会诗意，作出巧妙构思，人物突出，情景交融。人物用白描法，线条流畅，稍有轻重提按，含蓄秀雅。山石树木安排简洁而自然，山石用侧锋斧劈皴，近与远、夏圭，但用笔却缜密透逸，具元人韵致。此图为其白描巨构佳作。 此图是由明代金琮选取古人诗篇书写后，由杜堇按其诗意而作。全卷共分九段，分别为李白《右军笼鹅》、韩愈《桃源图》、李白《把酒问月》、韩愈《听颖师弹琴》、卢仝《茶歌》、杜甫《饮中八仙歌》、杜甫《东山宴饮》、黄庭坚《咏水仙》、杜甫《舟中夜雪》三首，共诗十二首，图九幅。图中人物用白描法，笔法细劲透逸，形象生动有神。树石、藤草、桌椅、车、马、小舟等点景穿插有致。墨色淡雅，但淡而不薄，雅而不空。构图简洁，意境清幽，皆得诗意要旨，说明作者有高深的艺术造诣。如首段《右军笼鹅》，画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握笔回首面对长者，似已书罢欲起而归，稚童俯身提笼，与画中的诗句“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原意十分吻合。末段《舟中夜雪》原题《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五言律诗三首，写岩边树下，露出船头，舱中老者即杜甫。用笔灵活，兼工带写，意境冷寂萧疏。此卷无杜堇款印，后钤“金元玉氏”、“云间漫叟”二印。
明代中期，伴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空前繁盛，富商和缙绅阶层，已俨然跃居市井文明的轴心地位，他们的好尚，直接牵动了艺术形态的发展导向。杜菫、周臣、唐寅、仇英等人，便都是此际，活跃于江南文化圈中，一群超拔出众的职业画家。
四家当中，杜菫（约活动于西元1465-1505）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南京，属于具文学素养的职业画家。其余叁人，则全都出生于苏州府境一带。周臣（约1460-1535后）与仇英（约1494-1552）的身份为纯粹的职业画家，唐寅（1470-1523）则是文人兼职业画家。过去的研究者，有的习惯将唐寅、仇英併入「吴派」；也有的把周臣、唐寅、仇英叁人，合称为「院体派」。杜菫因寄寓金陵，便被冠以「京口派」的称唿。事实上，四家彼此间，不仅存有师承，或者画友的深厚渊源，他们的作品风格，更颇多类似的艺术情调。
弘治间（1499顷），唐寅赴北京应试，曾有诗赠杜菫，两人之交游，亦源于斯。唐寅中期以后的作品，取资于杜菫极多。譬若杜菫「玩古图」与唐寅「陶榖赠词」二作，人物衣纹均作钉头鼠尾描，仕女亦皆延续唐、宋之叁白法，配景中的芭蕉、墨竹，画法几乎如出一辙。再者，唐寅「班姬团扇」中，蜀葵用没骨法，亦与「玩古图」相近。凡此，俱见唐寅受杜菫画风影响深远。
周臣的画风，係由南宋李唐（约1049-1130后）、刘松年（12-13世纪）的院派入手，故其精细一格，如「画閒看儿童捉柳花句意」，面貌亦近似杜菫「玩古图」。然而，周臣豪放一体的画作，例如「宁戚饭牛图」，则与浙派的戴进（1388-1462）、吴伟（1459-1508），同出于马、夏系谱。此等错综交织的传承关係，与杜菫某些白描人物之与吴伟、郭诩（1456-1529）的笔致相似，共同验证了苏州与南京两地画家，风格交互影响与匯流的真实景况。
唐寅和仇英，是周臣最杰出的后继者。彼二人虽然精研南宋院体，但又善于撷取文人画飘逸流畅、蕴藉典雅的意趣，致能与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并列为「吴门四大家」。唐寅挟其「南京解元」的荣衔，兼通诗、书、画叁绝，加以性格任达自放，故腕底自有一股超越凡俗的奇气。除前举之「陶榖赠词」、「班姬团扇」，是属于藉史咏怀的院体抒情风格，另如「高士图」、「琴士图」等作，笔墨简率，可资窥探其洒脱俊逸的丰神。
仇英曾被董其昌（1555-1636）讚誉为五百年来第一大家。其笔下，亦有谨细清秀及简明劲利二体，风格与唐寅相近，而益发缜密、清丽。前者如「汉宫春晓」与「孝经图」卷，形制华丽优美，虽拟古而未泥于古。至若其「蕉阴结夏」、「桐阴清话」两巨轴，树石笔法纵恣、气势酣畅，又明显和周臣的「宁戚饭牛图」，一脉相通。
透过四家作品的比较分析，来剖析明代对南宋院体风格的传承与变革，脉络将显得格外清澈。四家的艺术形式，或许不尽源自于对外界的直观与感动，但他们精熟的艺术手段，却融会了唐、宋以来多元的文化遗产，并经过粹炼与持续开展，已非唐、宋本来面目，反倒呈显出饶具时代气息的明人典型。其对后世人物画的影响，更广泛见诸于晚明版画及为数庞大的託名赝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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