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曾侯乙墓的“钟鼓”乐队
“钟鼓”乐队,在史书中一般均称为“钟鼓之乐”,这是一种以编钟与建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它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际。近年在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鼓”乐队便是典型的一例。
曾侯乙,是曾国(今湖北随县、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侯。此人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或稍后。墓内共有北、东、中、西四个墓室。北室主要放置兵器和车马器,东室放有墓主人棺椁一具和陪葬侍妾的棺木八具。经鉴定,陪葬者均为年轻女子,其中除一人年龄在十五岁左右,其余均为十八至二十二岁。东室乐器有琴(十弦)(图20)与五弦乐器(图21)各一件,瑟五件,签两件和悬鼓一具。这些乐器可能是所谓“妇人祷祠于房中”(《通志》卷49)演奏“房中乐”使用的。它是一个以笙、瑟为主要乐器的小型乐队。中室面积最大,出土实物显然是摹仿墓主人生前宴乐场面而精心安排的:沿南墙放有青铜温酒器等宴饮用的礼器,沿南墙和西墙放有钟架呈曲尺形的编钟(图22),沿北墙放有编磬(图23),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图24)、笙三件(图25)、排箫两件(图26)、瑟七件和鞞鼓(图27)等。这些乐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钟鼓”乐队。可以想见,其演出场面是相当壮观的。西室放有陪葬棺木十三具,均为女性。其中一人约二十五岁,其余均为十三至二十岁之间。这些人可能就是这个“钟鼓”乐队的演奏者或为墓主人表演歌舞的女乐。她们都是在墓主人死后,被杀害殉葬的。
在整个“钟鼓”乐队中,编钟与编磐的性能尤为突出。
整套编钟共六十五枚。钟架呈曲尺形,全长10.79米,高2.67米,铜木结构,木质横梁上满饰彩绘花纹,两端都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青铜套,起装饰和加固作用。钟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十九枚,分三组排列。其中2、3两组十三枚钮钟形制相同,隧与右鼓均刻有按无◆均(#F调)记写的五声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并有指明曾国其他五均调高的铭文。中下两层是编钟的主体,也分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即中层1组),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孠(si音丝)钟”(即中层2组),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包括中层3组和下层三个组)组成。每件钟的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隧与右鼓标记着按姑洗均(c调)记写的阶名或音名,钟背则记有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
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若分别敲击隧部与右鼓(或左鼓)部,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如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柞钟,总音域为三个八度,各钟发音序列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至春秋中晚期,每套编钟又增为九枚一组成十三枚一组。如山西侯马出土晋国十三号墓编钟,共九枚。总昔域虽少于柞钟一个八度,但是它在西周编钟角、徵、羽、宫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商音和变徵音,构成了有变徵的六声音阶。
曾侯乙钟继承了西周以来编钟的传统音列而又有所发展。其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在约占三个八度的中部昔区由于有三套骨干音结构大致相似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而且有的声部几乎十二个半音俱全,可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
十二个半音,我国传统音乐术语称为“十二律”,最早记载见于《国语》一书。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下令铸一套“无射”编钟,因为把编钟的音律铸造准确是不容易的,它需要相当的技术条件,要有精确的计算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周景王就有关的音律问题去问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伶州鸠。伶州鸠给他讲了一番铸钟的道理。他说,律是为“立均出度”而定的。即律是为构成一定调高的音阶序列而定的尺度。古代精通音乐的盲人“神◆”,总是要“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的。即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律来处理钟的大小顺序和发音高低。这样才能“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即用“纪之以三”的计算方法得出准确的六律与六吕。六律即首律黄钟,其次为太簇、姑洗、蕤(rùi音瑞)宾、夷则、无射(yì音义)。两律之间均为全音关系。两津之间均有一个半音,称之为“吕”。六吕即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两吕之间也为全音关系。六律与六吕合起来成为十二律吕。这个故事,说明宗周已经有了以黄钟为律首的十二律,而且还把它作为铸钟的理论根据。
据曾侯钟铭文记载,战国初期各诸侯国所用十二律的名称和制度并不统一,如曾国的姑洗相当于楚国的吕钟,曾国为大族相当于楚国的穆钟、宗周的刺音等。不过,其基本原理与宗周仍然是一致的。如曾国六律至少有五律的律名与先后次序(黄钟、大族、姑洗、妥宾、无◆)与宗周相同,但曾国黄钟的律高比宗周低一律,其首律不是黄钟而是姑洗。所以《国语》所载周十二律可能是经过长期融合、统一的结果。
为便于比较,现将曾侯钟铭文所述律名、阶名、音名与宗周及各国津名列表对照如下:
曾侯钟十二律俱全,从理论上讲,每一律都可当调首(宫音),构成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十二个调(传统木语叫“均”)。每个调又可构成多种调式。据钮钟铭文记载,曾国所用的有姑洗(C)、妥宾(ruibin)(D)、◆音(hányiu)(E)、无◆(#F)、黄钟(bA)、大族(tàizú)(bB)六均。因为这套编钟的音律采用的是一种兼用五度与三度关系的不平均律。就是说,它以宫为基音,产生其上五度音峉(徵),徵下四度生商,商再上五度生◆(羽)。然后用宫、徵、商、羽四个正音,用三度相生法产生其他各音。凡与上述四音成大三度关系的一律称角(◆),如宫的大三度称宫角或角,商的大三度称商角或商◆(见上表)等;凡角上之角——即与各个角音又成大三度关系的一律叫曾,如宫角的大三度叫宫曾,商角的大三度叫商曾等。由于峉、◆两音的颇上之角(即角上之角),均超出基音宫的八度之上,即“上角”(“曾”);如移低八度成为下角,则称峉◆下角或◆◆下角。这种律制由于商曾(bB)偏高,峉角(B)偏低,旋宫转调存在局限。据实际试奏,其中下两层除演奏C大调外,尚可转E、D、G、A等四、五个调以上。其旋宫能力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可观的。;
从曾侯钟的音阶构成来看,除五声音阶的“正音”:宫、商、角、徵、羽外,新音阶的特徵音清角——◆曾,已专称为“和”。同时,商角(徵的低半音又称变徵)均铸在隧上,说明这个旧音阶的特征音或色彩音在实践上可能较为常用。这种清角与变徵并重(其转位即清羽与变宫)的情况,在汉代相和歌中仍可见到(参见第二章)。这一事实说明曾国当时可能已使用以五声为主兼用清角(fa)变徵(#fa)与清羽(bsi)变官(si)的传统音阶。
在这个乐队中,编钟是性能最高的一件旋律乐器。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的编钟,演奏旋律。其中第二组,可能处于领奏地位。还有两名乐工,各执一根大木棒,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可以配以和声,并起烘托气氛的作用。它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达到的高度,在世界音乐文化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它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音乐才能。与编钟密切配合的旋律乐器是编磬。从磐体上镂刻的编号与有关铭文看,全套编磬共四十一枚,分上下两层悬挂。每磬各发一音。磬架上层按新钟均(#F;调——曾国无◆均)悬挂十六枚石磬,下层按姑洗均(c调)悬挂十六枚石磬,另有九枚作为“间音”可随时调用。这套编磬可与编钟在同一调高(无◆均或姑洗均)上合奏或同时转调演奏。关于钟磬的音响效应,古人早有“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淮南子》)的话,因此两者确有相得益彰之妙。
这个乐队中,建鼓是一件重要的打击乐器。它用一名乐工双手各执一个槌端呈球形的木制鼓槌敲击。它可能在乐队中控制节奏起指挥的作用。
乐队中的其它乐器,如篪、笙、排箫、瑟等,都是演奏旋律的乐器。篪是一种横吹营乐器,一具长29.3厘米,一具长30.2厘米。管身均髹黑漆,并饰有朱漆彩绘三角云纹和绹纹。短者两端封闭,长者首端封闭,尾端有腐蚀所致的小孔。短者除吹孔外,有五个按音孔和一个向上的出音孔。因原物残破,我们用复制品吹奏测音,可以吹出相当于无◆均(#F调)的一个完整的五声音阶和一个变化音#s;o1。可与原中层一组的上层钮钟和上层编磬同调演奏,也可转上方五度和下方五度两个调。转调后,可吹出清角和变官。
排箫,古称箫。实物出土后不久尚可吹奏,能吹出六声的音阶序列,惟有些音不准确。
郑国子产曾说:“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左传》),就是说,当时五声音阶占有主导地位。从这个乐队来看,编钟虽然可以奏出十二个半音,但是联系到同墓出土的其它乐器的发音性能,我们推测这个乐队可能像子产所说的那样,也是演奏以五声为骨干兼用其它偏音或变音的乐曲。
总之,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有规模如此庞大,具备高、中、低几个声部,又能转调演奏的大型管弦乐队,说明当时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站在世界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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