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生涯六十年》后记

周传瑛同志的这本集子总算整理编写完了。工作告一段落后有几句余言。

担负这件事，由于水平和条件有限，只能勉力而为。我之所以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一是因为领导上的安排，二是在于传瑛和张娴两位老师对我的情谊和信任。当然，期间也还有我对昆剧艺术、“传”字辈诸位以及浙江昆剧团的一些感情和期望。

最早我是作为接受省文化局、浙江昆剧团领导交下的任务，为传瑛老师编写一些艺术记录及其他文字的。后来在与他和“传”字辈其余老师的旦夕相处中，我深为他们对昆剧艺术全身心的热爱之情所感动。周传瑛和张娴两位老师对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讲，肝胆交付。

昆剧是我国戏曲艺术中的瑰宝。已故的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说过：“我有个幻想，也是愿望吧。假定我们有个国家剧院，贴出海报去，头一个肯定是昆剧。因为真正能表示民族戏剧最高成就的，还是昆剧。”我以为郑先生的这番话是确有见地的。然而昆剧之艺诚高矣，昆剧之衰亦久矣。它兴盛于我国封建社会，几百年来无数昆剧艺人在被鄙视被戏弄的困苦境况下，用血和泪创造了昆剧艺术，并使之成为镂金刻玉的精品。但是，随着封建社会宫殿的崩坍，昆剧又受到了致命的摧残。辛亥革命以后，这朵具有最高成就的民族戏曲艺术之花，其命运犹如悬丝一缕。应该说，是“传”字辈艺人又从他们的师辈手里接过了这朵行将枯萎的兰花，熬过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严寒的年代，把它完整地“传”到了社会主义的艳阳天。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它不仅被“救活”了，而且还绽出了新蕾，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因此，“传”字辈艺人对我国民族戏曲艺术，尤其是对昆剧艺术的劳绩，确实应当大写一笔的。

一九八〇年，领导上又交下一个任务，要我为周传瑛老师写传记。为此，我先替他写了一份约三万字的小传。省文化局党组的几位负责同志看了后，嘱咐有关部门对有些事实做了核对，签了字；传瑛同志看后也签了字；在杭州的几位“传”字辈和“国风”的一些老成员以及“世”字辈听了，同样给予基本的肯定。此后，小传便在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编辑的《艺术研究》和《中国艺术家传记》上发表了。不久，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并根据他们的出书要求，用第一人称作了改写，还增补了传瑛老师有关谈艺的若干篇章。

一九八一年浙江省艺术研究所恢复建制后，我在所里一直忙着本职工作；加之那时我家住紫阳山脚下，与传瑛同志住的北郊正好是杭城两端，所以同他见面的时间就很少了。由于这个原因，整理这本集子的进展很是迟缓。但也有一个好处，因为见面少，书信往来则反而较多。传瑛同志不断地应我提出的疑问写信作答，或是主动地写了情况交给我。现在我手头就保存着他写给我的许多材料，不下五万字。这使我在整理编写时有了实据。和以前为他编写其他一切文字一样，这本集子中所写的东西，传瑛同志都是看过并认可了的。

周传瑛同志今年已七十四岁，确实比前几年明显地衰弱了。但他仍然为昆剧艺术和培养昆剧新人而竭尽全力，抱病奋斗着。就在前几个月他还非常动情地对我说：“我老了，力不从心了。要是能把自己的这把老骨头撒在昆剧舞台上，也就心安和得到应有的归宿了。”我无言以对。

我曾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在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时，写过一首《虞美人》小词。如今这本集子已经完稿，我愿再次抄录于后，聊表对传瑛、张娴两位老师以及所有“传”字辈老师们的由衷祝愿：

唾壶击碎檀牙冷，传习苦支撑。

仙霓乐府梦难寻，莫叹高山流水失知音。

熏风送笛齐天乐，盛庆宜新曲。

愿君更寿六十年，长率儿童舞象颂尧天。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一、文集中关于《醉写》和《琴挑》这两篇谈艺文字，先是由传瑛老师的弟子汪世瑜同志作记录的；二、本书受益于陆萼庭先生所著的《昆剧演出史稿》甚多；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这本集子花了不少精力（包括文字加工）。谨在此一并致谢。郭汉城老师为这本集子写了序，传瑛同志和我本人都是非常感谢的。只是以我的条件和水平，本集尚未能反映出传瑛同志艺术生涯和艺术成就的全部，因此深为抱憾。但我希望有待于来日。
洛地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