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舞台——《三关排宴》观后

2月18日晚，晋城影剧院上演了古装大戏《三关排宴》，由高平市夕阳红艺术团演出。当晚舞台上是暗潮汹涌，台下观众掌声雷动。演出成功的落下帷幕，达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三关排宴》和京剧《四郎探母》讲的是同一个故事。然而《四郎探母》却不仅仅只是有京剧，其他很多剧种当中都有这一出戏，相较之下，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秦腔中也有）的观众熟知度就小的多。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从而也是上党梆子艺术传承的动力。
《三关排宴》的故事背景是在北宋时期。宋辽交战，辽国战败，辽国太后肖银宗率众到三关议和，宋朝派出的使节是杨家佘赛花。这出戏的核心部分既是议和宴会上发生的事。佘太君向辽邦索要投降辽邦并已做了驸马的四子杨延辉。肖银宗无奈应允，但是她女儿桃花公主意欲随夫回宋，肖银宗怒斥其女，严词拒绝。桃花公主绝望之下，碰壁自尽。佘太君怒责四郎不忠不孝，杨延辉羞愧不已，自杀身亡。

本剧集中刻画了杨延辉、佘太君、桃花公主这几个人物形象。其中杨延辉作为最核心的矛盾点以悲剧收场自不必说，然而不是只有死亡才算悲剧的标配，生者或许背负了更深层次的悲剧命运。这个人就是佘太君。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们，不论是佘赛花还是樊梨花亦或为儿刺字的岳母都是寡妇。寡妇变的坚强是因为没有了丈夫的保护，她要一人承担起原本夫妻二人的责任，也因此自觉的让自己的内心强大到可以同时做一个父亲，从而保护家庭，保护孩子。这样的心理暗示会渐渐消弭掉一个母亲的自然天性。这种现象由于处在封建社会的父权意识体制下被极力的夸大渲染甚至扭曲了。剧作家们更因为难以脱离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明显的把父权中心主义烙印在了自己的作品中。正如英国哲学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艺术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

作家们为了让笔下的女性符合父权社会的伦理规范，又厌烦了“贞洁牌坊”式的苦情戏，不如取而代之做男权主义的发言人。说到底，书中的“巾帼英雄”也不过是自觉维护父权制度的褒奖。

在剧中我们看到当杨四郎想从母亲这边走到桃花公主身边说话时，他采取了从母亲身后绕道而行，这样的处理手法形象的体现出四郎对母亲的畏惧。这样的心态往往是犯错的孩子面对父亲的表现。佘太君俨然就是父亲的化身，她行使着父亲的使命，身上呈现出男权的诸多意志。她要求每一个杨家子孙都要恪守忠孝节义，或躯壳或灵魂都要忠于大宋。细想杨家英烈们的荣誉，这种“唯忠烈是仁”的价值观和“贞洁牌坊”式的女性悲歌并无本质区别。杨四郎终于拔剑自刎，佘太君看着儿子的尸体说出一句话，意思是“我的儿子能以死谢罪，说明他还是知道羞耻的。”自然没有哪个真正的母亲会是这样的反应，这是父权体制下异化的母亲形象，她已丧失了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本能反应。杨延辉真的不孝么？正是有孝他才会在妻子和母亲之间痛苦抉择；四郎真的不忠么？他毕竟没有扶辽灭宋。他和桃花公主的感情也是纯粹的人伦自然。可是根据父权中心主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蛮原则。无论四郎的真心如何，只要他回到宋朝就必死无疑，他不是羞愧自裁，他渴望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却遭到无情的鞭挞。国家抛弃了他，他可以回到辽国；妻子抛弃了他，他寄希望于杨家能够接纳；可是至亲抛弃了他，他只能想到死了。

舞台上的佘太君是大宋的忠臣，是杨家的女主人，是品德的至高点，唯独不是杨延辉的母亲。四郎的母亲藏在舞台后，藏在佘太君午夜梦回的枕边。好戏散场了，空荡荡的舞台上留了一地唏嘘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