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产生、发展至今,曾用各种东西写书。他们用竹、木片为材料写出的书叫“简策书”;用丝织品绢、缯等为材料写出的书叫“帛书”;用纸为材料写出的书叫“写本”或“抄本”;用石片为材料写出的书,现代虽不多见了,但在我国古代却相当流行,实际上这些字都是用刀刻的而不是“写”的。
我国古代先民用刀在石头上刻字、写文章的历史,差不多与汉字产生、发展同步而行。当汉字刚刚出现时,也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写了。1973年至1974年,江西省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省清江吴城发现的“吴城文化”中,出土了带有文字(或符号)的器物38件,有66个文字符号,其中刻在三个石范上的就有六个文字或符号,即、□、、、↓、□。1975年在该地继续发现的77个文字或符号中,在石质器物上刻画的又有四个,它们的形状是、、×、一。江西“吴城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当于我国中原地区商殷时代中期至春秋时期,但其文化发展序列,大致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其文字或符号水平,相当于汉字的形成时期。
我国的商殷时代,汉字广泛使用甲骨文,当时的甲骨文已有4000多个符号,这种文字有些也刻在石头上。1935年春,考古学者们在安阳市殷墟侯家庄等殷人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在大型墓1003号墓道中,发现石□[gui鬼]断耳一件,上面刻有文字二行,共12个字,内容是“辛丑、小臣□、入[CHI吃]、□[YI宜]、才、□(以)□”。该墓属于商代末期的国王帝乙、帝辛时期。刻文的意思是:在辛丑这一天,有一个名叫?的小臣史官,在叫□的一个地方,进贡了很好的禽兽,特刻记在□上以纪念。商殷时期还在三件乐器(石编磬)上也分别刻有文字,一为“永□(同启)”,一为“永余”,一为“夭余”。这三件石磬,曾为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所收藏,并著录于他编撰的《双剑誃[yi宜]古器物图录》中,后来这批石磬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除此之外,在商代玉器上也有不少刻文。
西周和东周时期,石刻文字比前期有了进步,我们已经知道的文物考古材料,就有数种。1974年至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该省平山县西北滹沱河北岸,发现了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和墓葬一处。此前,即本世纪30年代,在这个古城址范围内的南七汲 〔ji及〕村西南,曾发现一块大河光石,上面刻有文字,经有关专家研究,取名叫《宫乘得守丘刻石》,这块刻石长90厘米,宽30厘米,厚40厘米。上刻文字二行,共19个字。刻文的内容是:“监罟〔gu古〕尤(囿)臣公乘德,守丘□〔qi其〕血(旧)□〔jiang酱〕曼,敢谒后尗〔chu处〕贤者”。刻文大意记载为国王监督管理湖池园囿的一个名叫公乘德的官,和看守陵墓的一个名叫曼的将,共同敬告后来贤人之事。从刻文的字体和出土情况分析,这块刻石的年代应属东周时期。此时期,另一件更为有名的刻石文字叫“石鼓文”。该刻石于7世纪初,即我国唐朝初期,在陕西省雍县(今凤翔县)出土,共10鼓。开始时就地放置于田野中,后被迁移至凤翔府,置于夫子庙内。唐末五代时期散失,经寻找收集,北宋时的司马池再将它运到凤翔府学保存,但已遗失一鼓。北宋仁宗赵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又经向传师访求,方才得以补齐。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公元1107—1110年),宰相蔡京又将石鼓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置于保和殿之稽古阁。据传,在这时曾用金粉填其字,以表示珍贵,永远不让人们再拓传复制。金朝灭北宋,攻破汴京,又将它劫运到中都(今北京城西南一带)。元朝建国后又移置于大都(今北京内城北部)的国子监大门内。在这里放置的时间很长,从元朝、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时期,前后600多年中未再被移动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到大后方峨眉山保存。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出土后,立即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就曾撰文推崇它的书法;诗人、文学家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则赋诗作歌(如《石鼓歌》,载《唐诗三百首》)以赞扬它的价值。宋代欧阳修等编《集古录》等著作,强调石鼓文的文物价值,把它列为石刻中最重要的遗物。从此以后,历代大学者如宋代苏东坡、郑樵,元代潘迪,明代周进,清代阮元、震钧等都有所论述。近代著名学者也不断发表研究成果,如马衡《石鼓为秦刻石考》、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唐兰《石鼓年代考》等。
这件石刻,因其外形如鼓而得名,但从其文字内容看,称其为“秦刻石”较为妥当。
关于石鼓文的内容,据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记载的是周朝天子派使臣到秦国,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射鹿、捕鱼等事。其文体为韵诗形式,10首诗为一组,格调与古代《诗经》相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石鼓文是《诗经》的续篇之一。
秦朝统一全国以后,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对石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石刻文字的新形式不断出现。首先是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拘形状、不讲究格式的刻石开始大量雕刻,甚至发展到摩崖文字的雕凿;其次是专门作为歌功颂德的碑刻文字的出现和记述死者姓名、籍贯、生平、仕迹的墓志的流行;第三是儒家、佛教、道教刻经的大量进行,因此出现了大部头的石书;第四是各种题跋、题记、题名、经幢、书法(如石刻法帖)等刻石文字的大量涌现。总之,使石刻文字出现了百花盛开的局面。因此,有人估计,如果把我国各种石刻文字汇集起来,其数量完全可以与著名的二十四史和浩如烟海的写本、木刻本书籍相当,是迄今还未深入开发的文献资料处女地,对它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大有前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