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表现上，他们打破以往的进进出出的相声手法，采取人物一贯到底的处理。舞台画面生动，艺术形象鲜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相声里，石富宽似乎就是评书演员，侯耀文就是劳动模范李铁柱。他们本来就是铁路文艺工作者，在相声内外他们已经和铁路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一出现台上，便能够给人一种信任感。观众的信任是观众欣赏活动的先提条件。有了信任感，才会产生欣赏的兴趣，才能进入共同营造的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氛围之中。李铁柱身穿工装，头戴安全帽，是个充满朝气，透着机灵的青年人，朴实憨厚中带有几分淘气狡黠。他明知作报告不能用评书的手法，但是，他却能引而不发，设下一个个智慧的圈套，让自以为是评书演员掉下自己设置的陷阱。评书演员身着长衫，精神饱满，说话嗓音洪亮，在不经意中带着几分自信和几分自得的职业特征。他从自己的艺术经验出发，动不动就搬出“看戏看轴儿，听书听扣儿”的法宝，开言讲究夸张玄妙，举手投足符合评书程式规范，这老兄把生活原则和艺术原则搅和一起，用违背常规的方法去处理事物，结果受到了嘲弄。
《京九演义》的通篇结构不能不令人称巧。起承转合，自然熨帖。倘若，一上来就直言直语开讲京九铁路如何重要，工人师傅如何伟大，工程多么艰苦，工人多么可爱等等。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那决不是写相声，起码不是相声的结构法。在整个段子中，甲乙二人始终处于遵循常理和违背常理的矛盾中。评书演员用评书的手法去作情况汇报，有背常理；形容工地场面，采用脱离生活的描绘语言，有背常理；描述劳动模范音容笑貌用老评书的“开脸”，有背常理；把铁路工人当成张飞去形容，有背常理；在叙述紧张的情况时，还要拴扣子，以期吸引观众，有背常理；工地塌方本是危险的事情，评书演员认为“好玩”，有背常理；工人们战胜塌方，第二天照常上工，而评书演员以为要大吃大喝，发奖金，放假三天，更是有背常理。这些违背常理的地方，正是应了相声招笑的一个原则——“理不歪，笑不来”。这个“歪”是那位评书演员想当然的结果，自以为是的结果，自作聪明的结果，当然，也是他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反映。采用这个结构手法，很显然是作者经过艰苦构思而得。这样做的结果，既是内容情节的需要，也是作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匠心。在人们不经意中给那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故步自封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善意的讽刺。在一篇歌颂性很强的相声里，还能具备了一定的讽刺意义。收到了一石击二鸟的效果，实在难能可贵。
《京九演义》在包袱使用上，也是值得赞赏的。这就是注意了科学合理、自然巧妙的原则。从艺术整体看，这段儿相声有层次，有设计，安排包袱的数量和地方比较恰当。没有因为内容的铺排影响相声艺术的特色，也没有因为包袱过多、过滥干扰内容的叙述。相声的包袱，如同作画着色，何处用深，何处用浅，何处泼墨如水，何处惜墨如金，作者必须成竹在胸。在《京九演义》里，包袱的使用比较讲究，凡是包袱口儿，便把戏做足，把尺寸找准。如“直奔九龙而去。”如不能再说了，这儿应当留个“扣子”，“给中央领导汇报情况，这儿留个扣子？”“啊”“还啊哪，让中央领导追着我再听？”等几处，相当精彩。包袱抖开，笑料爆发，让观众乐就乐个明白，乐个痛快。其他几处如“报告挺生动，我要是给排练排练就更好了。”摹仿评书演员语气的：“可了不得啦，铁路工人来啦。”战胜塌方之后，评书演员想当然地一番表演：“吃生猛海鲜，吃涮羊肉，干脆，每人发五千元奖金，外带放假三天。”等等，能让人在回味中感到可乐。在这件作品中没有惟“包袱主义”和“包袱至上”的弊病。而且规规矩矩，该有的地方包袱必响，没有包袱的地方，平平整整，清清楚楚。全段儿没有零零碎碎的笑料，没有一嘟噜一块的感觉。
相声以讽刺见长，兼有歌颂及知识传播等功能，互相比较相声在歌颂功能方面的展现，要难于它的讽刺功能。马季、常宝华等名家在开拓相声歌颂功能方面有许多成就，许多经验。此番侯耀文的《京九演义》堪称近年来的一块好“活”，好在一篇相声中既能有幽默的唯力还能有感人的力量。侯耀文能够选择这样的主题内容采用这个表现方法，创作出这篇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相声，我想，没有他多次走到铁路工人中间的采访、体验生活是成功不了的。当然，如果没有他多年的生活积累和比较高超的相声结构、表演功力也是不能想象的。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文艺应当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听了《京九演义》，人们会相信，相声也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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