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张希黄，创留青竹刻技法，为竹刻浙派的代表；吴之璠，刻工圆润，尤善浮雕；还有封锡禄、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老桐等人。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镂雕器物，如竹雕松鹤笔筒，为明代朱松邻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干横披，瘿节密布。老树旁另有小松，盘旋曲折，松针纤细，枝叶繁茂。刀法洗练剔透，层次分明，重重叠叠，起伏而多变，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几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竹雕园林人物笔筒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泽棕红。筒身用深浅不同浮雕手法，刻画出庭园、花树、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犷劲挺，人物表情传神。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笔筒，为明代器物，纹饰采用了平刻浅雕、留青等多种技法，画面简洁明快，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清代竹刻艺术高度发展，竹刻名家层出不穷，而竹笔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也是清代竹笔筒传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笔筒继承了明代的优良传统，如清初的吴之璠在继承嘉定三朱的同时，而以浅浮雕突出主题，特别是留空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韵。竹雕御马图笔筒，为吴之璠所作，外壁以浅浮雕刻出马的身躯，四蹄具有深浅不一的立体感，而阳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时期画龙点睛的雕刻特征。清代竹笔筒中的透雕工艺极为精湛，画面层次感极强，虽盈握之器，景致深远。如竹雕竹林七贤笔筒，为清初顾珏所作，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刀法精纯，尤其是镂空雕出的竹枝远近有别，更显竹林的幽深，为清代竹刻笔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在清竹刻笔筒中别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为张希黄所作，画面疏密相间，构图极为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天水之间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画的意境。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作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作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璠、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紫檀雕花卉笔筒，筒外壁雕有折枝梅花及秋葵，器口沿为花瓣形，整体采用浅浮雕的方法，纹饰简练，刀法圆熟古朴，明代的风格特征十分明显。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黄杨木笔筒，为吴之璠所作，筒口呈扁圆形，上下口以红木镶成，与筒身的鹅黄色形成反差。筒身采用去地浮雕之法，画面上人物突出，山石古松高远，四周留有空白。构图虚实分明，纹饰深峻生动，刀法极为精湛，为清代木雕笔筒中的佳作。所谓的浅刻即对纹饰仅以刻划来表现，虽然没有立体感，但在细腻的刀法下纹饰仍有层次感，与透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木刻梅花笔筒，为周芷岩所作，筒身浅刻梅花及题诗句，细腻的刀法使器物上的诗情画意尽收眼中，简洁之中见典雅，平淡之中见奇趣，为明代浅刻笔筒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如沉香木雕人物笔筒，将竹雕工艺用于木雕，使画面远深近浅，主次分明。清代木雕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巧妙利用材质本身的形状，稍加雕琢而成的笔筒，作品少有雕琢，突出天然的韵味。如黄杨木雕梅花笔筒，利用黄杨木树根的形状，稍加雕琢，器身虽仅刻一老梅，几朵梅花，但虬劲之姿极为生动，有古朴高雅之美感。清代的木雕工艺还常用各种名贵玉石、象牙、螺钿等多种原料嵌在笔筒上，具有华贵异常的装饰效果。如紫檀百宝镶嵌花卉笔筒，就是百宝镶嵌工艺的佳作。象牙笔筒明代极为罕见，清代传世品也不多。从风格上看，明代多以刀代笔，构图清新，画面简洁。清代则以镂雕为主，纹饰立体感较强。牙雕山水人物笔筒，为明代器物，筒身为浅刻山水人物图，刀法流畅，人物传神，颇有中国古代白描画的韵味。牙雕龙纹笔筒，为清代器物，筒身镂雕透空钱纹锦地，上浮雕龙纹，雕工细腻精湛，动静结合，精妙美观。明清笔筒除上述材质外，还有玉、雕漆、紫砂、铜等。由于传世品极少，收藏者寡，故不一一介绍。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由于瓷器的鉴定和断代较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远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所以，对明清瓷笔筒只能略加论述。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笔筒的收藏最好能按不同材质有选择的进行。如竹木笔筒当以清代为重点，因明代器物传世品甚少，价格之昂贵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一般工匠的作品，动辄也在万元之上，而清代传世品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瓷质笔筒当以清早中期为重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末及民国时曾烧造过许多仿康熙、雍正、乾隆时的青花、五彩、粉彩器物，这就需要收藏者在鉴定这些器物时，要掌握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使自己的收藏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