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手法--集中体现了京剧服装的形式美

京剧传统服装集中体现了形式美。其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在形式美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服饰的外观造型、色彩和寓意综合为一个整体，是角色性格刻画的主要助手。对比手法的运用，大致可归纳如下：

黑白对比

从光学角度分析，黑色是三原色光的等量相减，白色是三原色光的等量相加。黑和白包容了世界上千变万化的色彩于一，因此，传统京剧大量运用黑和白色做为服装色彩运用的一条途径，是再简单又再丰富不过了。它是寓丰富于简单之中，在简单中求得概括。

《霸王别姬》是一出净、旦为主的折子戏，霸王穿黑靠，勾黑脸，虞姬穿白裙袄，俊扮粉妆，这一黑一白，一壮一秀，是黑白的强烈对比，浓淡的强烈对比，美丑的强烈对比，相辅相成，对立又统一。《挡马》、《三岔口》、《两将军》等，都是以黑、白两色为服饰基色，装扮剧中的主要角色。《挡马》中杨八姐女扮男装穿白、焦光普穿黑这是一男一女的短打戏，《三岔口》中的任堂惠和刘利华，《两将军》中的马超和张飞，都是两个男角色为主的武打戏，都是一白一黑，在对比中塑造人物性格，成为京剧服饰中重要的着装方法。

华素对比

京剧服饰，不注重时代特点的追求，没有季节变化的表现，也不带有地区性的特色，而以角色的等级地位和类别为标准，帮助刻画人物性格。这当中，华丽与朴素的对比服饰，更多地体现了角色的性格因素。《铡美案》、《豆汁记》两出戏，是华素对比的典型注脚。《铡美案》中，受害者是秦香莲，穿黑裙子，白孝带，蓝边饰，不尚奢华，处境令人同情；陈士美身居高位，享受驸马待遇，穿华丽的红蟒花翅，华贵显赫。随着剧情发展，对陈士美越来越憎恨，最后被包拯处死时，刽子手剥掉他的外衣，给人一种剥掉了他虚伪外壳的感觉。两个人物，一个着衣华丽而内心丑恶，一个朴素寒微而内心高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穷与富的对比，是素与华的对比，也是善与恶的对比。《豆汁记》中穷书生莫稽，在生命旦夕不保的情况中被救活，后做了县官由穷衣换上了官衣，俨然一表人才，前后判若两人，人格也随地位变化而改变，服饰的变化紧紧与地位的变化融合在一起，形成又一种素与华的对比。

援例对比

有一类剧目，来自民间传说，话本成小说，在服饰上常常以一剧的主人公为底本，其他剧目也参照穿戴，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即凡一剧目有相同人物关系的，便沿用同一』艮饰，而不问这些人物是属于哪一朝代。例如 “桃园例”、“黑红例“。汉末，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是结拜于桃园的异姓兄弟，刘备俊扮，在西蜀称霸业之前穿白，关羽揉红脸，穿绿(早期中国戏曲的关羽是穿红)，张飞勾黑脸穿黑。这一白、一红、一黑三种色彩并用，鲜明突出，形成“桃园例”。根据“桃园例“的特点装扮的戏曲人物组合有：宋代的杨延昭、孟良、焦赞，还有岳飞、王贵、牛皋，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桃园例”相似，因此穿着都是一个俊扮穿白，一个是勾红穿红，一个是勾黑穿黑，一兄两弟，一帅两将，一细两粗，在舞台上给人留下了清晰的印象。“黑红例”是指剧中两个人物关系密切，服饰色彩与勾脸都是一红一黑，如孟良、焦赞；王贵、牛皋；赵匡胤、呼延赞等就是。它们色彩是对比的，又是相近的。在粗豪中有诙谐，在激斗中有真情，在矛盾中有亲和。他们的服饰色彩和人物性格紧密相连。

文武对比

有时，为了深化角色性格，在主人公出场时，要造出烘云托月的气势，使主人公形象在文和武的对比中高大起来，是传统京剧服饰的又一重要手段。《长坂坡》中的曹操，位高权重，踌躇满志，正在围追堵截刘备及其手下的臣僚眷属。为了体现曹操的威武气魄和雄才大略，场面上的对比手法收到了预期效果。曹操点兵时，手下有八员英勇善战的骁将，一律上、下五色的长靠，背后三十二面护背旗威风狂傲，雁翅排列在两厢，外围有执械的士兵，两旁有传令的中军，满满一台角色，屏息敛气俯首听命于稳坐当中的穿红蟒、黑相纱，勾白脸的曹操，显示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可一世的气派。

《失空斩》这出戏，在刻画诸葛亮的形象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当他坐帐点兵时，两旁是四员蜀将，全身披挂，又簇拥着众兵丁们，这四武一文的对比，把诸葛亮儒以治军的武略文韬充分表达出来，为后面马谡失守街亭导致空城退司马懿大军四十里做了恰当的铺垫。

上述所用的衣饰，使用时的对比手法的运用，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而是协调一致地存在着。传统京剧服饰在强烈对比中，找到了用以达到美的境界的路。“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适度的“，在一个绚丽多彩的场面中，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又有一种协调的意蕴旋绕于其中，最终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