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第一节 西洋音乐的传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１ 西洋音乐的传入
16世纪左右，经过“文艺复兴”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欧洲有些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加速其原始积累，对外则大肆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利用宗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早期的天主教士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不少的西方学术，用以达到借西方文明来接近中国进行宗教宣传的目的。

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耶稣教传教士利玛窦（ Matthi-ouRicci)来中国传教，在他献给万历年皇帝朱翊钧的礼品中，有“西洋雅琴”一架。“西洋雅琴”又称“铁弦琴”，72弦。据记载：

“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木柜）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乎外，鼓（按击）其端而自应”（《续文献通考》 卷110）。

这实际就是欧洲的“古钢琴”。所谓“柱”实指钢琴上的“键”，按一“柱”（键），发一音。利玛窦传进来不仅仅是古钢琴，与此同时，他还把欧洲的宗教歌曲翻译演唱，就是这样，欧洲近代音乐从此便敲开了中国的门户。到清代，欧洲的乐谱和教堂里的管风琴也随着宗教的传播来到中国。康熙皇帝敕撰的巨编乐书《律吕正义》的续编《协韵度曲》中就有耶稣教会的教士徐日升（TOMEPEREYRA)和德礼格（THEODORICO PEDRINI)BA）传入的欧洲乐谱和乐理知识的记载；清代文人赵翼（1727——1814）的一首关于管风琴的演奏的记载也能说明外国音乐传入的情况。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末、清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传教持欢迎态度，其目的是利用西洋天文、历算等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以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但到清“雍正”以后，清政府采取了排外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西洋音乐的真正传入，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强行打开，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进程，基督教的传入已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不仅如此，欧洲侨民也纷纷移居我国，各地教会学校不断兴办，从客观上起到了强制性地传播西洋音乐作用。

在宗教的传播中，吟唱赞美诗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因此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在社交活动中和音乐小品包括一些初级钢琴的作品随之传入我国。

在乐谱方面，主要有不同时期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们编印出版的各种宗教“圣诗谱”。如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列（中译名）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圣诗谱》，书中载有三百六十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为传教方便，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了《小诗谱》，为了方便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书中采用了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虽然对我国人民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也从客观上对我国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20世纪前后，在此基础上我国出现了用西洋乐器组成的管弦乐队。如1881年在上海的英、美租界，由外国人创办了“上海公共管乐队”（即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前身），至1883年改为管弦乐队，其队员完全是从外籍人员中聘用；其后不久，在北京的清廷海关总署名下也成立了一个管乐队，其队员则主要招收中国年轻的队员并经过培训而成。这两个乐队的指挥全是外籍指挥。上海公共管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的交响乐队，而北京清廷的管乐队则因为其创办人罗伯特.赫德（SIR.RO-BERT HART）的告老还乡而解散。除此而外，首先被采用的是欧洲铜管乐队。1899年袁世凯曾根据聘用的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组织了一个军乐队，用西洋的铜管乐器换掉了原来的“长号筒”。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军乐学校，共办了3期，每期80人，同时还专有一个“旗人”队，约50人。他还派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20多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中、小学校中，业余军乐活动便逐渐开展起来。

本世纪初，簧风琴开始在我国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出现了专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如1911年由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辛汉翻译的《风琴教科书》；1919年索树白编辑的《风琴教科书》。这两本教科书都论述了风琴的种类、构造、演奏方法，并附有由浅入深的练习曲和应用乐曲，以便于学习者练习和演奏。此后还有人用线谱和简谱收集和整理了我国的京剧及民间乐曲谱，使其适用于风琴的演奏。当时的中小学音乐中多使用风琴进行教学，一些中上层有产阶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也用它做为娱乐乐器，用风琴弹奏民间乐曲和戏曲唱腔也成为时尚。

这一时期，钢琴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并在一些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的教学中使用，并出现了像《进行曲》（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样的钢琴谱，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曲谱，琴谱中共收录了乐曲六十多首，所选择的乐曲题材相当广泛，其中有意大利、德国著名歌剧选曲；有表现儿童生活的乐曲和描写各国风貌的乐曲等；甚至连歌颂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进行曲》和法国的国歌《马赛曲》等流行于各国著名的乐曲也包括在其中。

这一时期，我国的学校教育蓬勃兴起，学校教育中也开始注意了对中西音乐的学习。如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就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3年，清朝政府对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堂”中设置“乐歌”一课予以认可，1906年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入了“随意科”。1908年由曾志忞等人开办的“上海贫儿院 ”在读书之余，还开设了西洋乐器的课程，并组织了一个由40人的管弦乐队。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学校令实施细则》中规定了中学开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学时，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把音乐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同时也把“乐歌”课列为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学校令实施细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体制到这时已初步确立。

随着西洋音乐的传入，作为音乐传播媒介的手摇腊筒唱机也传入我国。这一时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大量经营盘形唱片，录制过许多京戏、大鼓等戏曲、说唱音乐等片断，现存的一些早期京剧和曲艺演员的唱段就是法国“百代公司”的唱片给保存下来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如1914年前后，曾志忞等人曾在北京创办“中西音乐会”；1916年，“北京大学音乐团”（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会长蔡元培，会员共有三十多人。“北大音乐研究会”于1920年在北大创刊《音乐杂志》，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音乐杂志，它为“五·四”以后新式音乐社团期刊的大量出现和发行提供了先例。

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出现由中国人或外国人举办的“音乐会”，我国的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的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的尝试。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向我国介绍了西洋音乐的理论、体裁，扩大了中国人民的音乐视野，我国的音乐家学习和运用了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在发掘整理我国丰富民间音乐宝藏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许多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的优秀作品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来，从客观上为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２ “学堂乐歌”的兴起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瓜分日益加剧。中日“甲午战争”惨痛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我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提出了“抵御外侮”、“进行改革”、“救亡图存”、“力图自强”等口号。“戊戍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极力鼓吹音乐对鼓舞士气以及进行启蒙教育的重大作用，并积极提倡设立唱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当时，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新式学堂”。一部分留学生把日本以及欧洲、美国的流行歌曲曲调，填上新词，编成大批新歌曲在国内各“新式学堂”中教唱，这种形式被人们称之为“乐歌课”。西洋音乐的各种演唱形式，如“进行曲”、“少年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等由此时传进我国，独唱、重唱、齐唱和简单的合唱也为我国人民所熟悉和掌握。不仅如此，在国内及日本，唱歌书也陆续得到刊行。“学堂乐歌”是后来音乐界对这些在“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课及所唱歌曲的称呼。

“学堂乐歌”的内容大部分是反映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学习欧美科学文化，多以“反帝”、“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等思想为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黄河》、《扬子江》、《十八省地理历史歌》等，宣传了爱国思想，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谱例20 《中国男儿》

石更词 辛汉配曲

“学堂乐歌”中还有一部分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歌曲，如《女子体操》、《缠足苦》、《勉女权歌》等。同盟会女英雄秋谨（1875——1907）曾写过很多诗文和弹词《精卫石》等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她还利用“学堂乐歌”宣传革命，所填词乐歌《勉女权歌》用“简谱”刊印在她主编的《中国女报》第 2期（1907年2月）上。这首歌号召妇女勇敢地摆脱封建压迫的精神枷锁，投身到社会革命中去。并希望妇女们要为“恢复江山劳素手”，在当时曾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谱例21 《勉女权歌》

秋谨选曲配词

在“学堂乐歌”中，有一首号召“少年努力咸自爱”，“近学日本远欧美”的歌曲——《勉学》，这首歌曲号召青年学生要发奋学习来挽救祖国危机。我国著名画家和音乐家丰子恺先生曾在《艺术趣味》一书回忆他在学校读书时演唱此歌的情形说：

“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动乱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们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谱例22 《勉学》

“学堂乐歌”中还有一部分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歌曲。如1912年刊印的《共和国民唱歌集》中就有《光复纪念》、《女革命军》、《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等。其中的《光复纪念》是一首具有叙事性歌曲，作品叙述了1911年10月10日（农历是8月19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时的情景。

谱例23 《光复纪念》

华航琛选曲填词

“学堂乐歌”中也有一些宣传封建思想和鼓吹“君主立宪”的作品，如《忠君》、《尊孔》、《颂立宪》等。可见“学堂乐歌”包含的内容十分复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世纪交替时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但“学堂乐歌”主流是积极、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

“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兴起对我国的“新音乐”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使许多新体裁和音调为我国人民所熟悉和接受，并逐渐成为我国近代音乐的构成因素，对我国“新音乐”的出现具有“启蒙”意义。在西方音乐文化对中国封建音乐文化进行冲击，国内的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来挽救垂危的祖国情况下，大量吸收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介绍和选用外来曲调对我国“新音乐”的发展具有一定进步意义。通过“学堂乐歌”的传唱，群众歌咏方式成为中国人民音乐生活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学堂乐歌”还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现代群众歌曲创作和专业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发挥着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