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丘衍与《三十五举》
吾丘衍(1272-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竹素，别署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贞白先生，元初浙江衢州人，客居钱塘。吾丘氏好古博学，精通经史百家，工文字音韵。书法尤以小篆见长，尝有“小篆精妙，当代独步，不止秦唐二李间”之誉。治印用玉筋篆，与赵孟頫齐名。著有《尚书要略》，《周秦刻石释音》、《学古编》、《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九歌谱》等书，其中《学古篇》之《三十五举》为历史上最早研究印章艺术的专论，最为世人所重，《四库提要》给予了较高评价。
《学古编》成书于大德庚子(1300年)，卷一为《三十五举》，次载《合用文籍品录》，尾系附录。《三十五举》为全书主体，前17举论述篆书之法，提出了“凡习篆，《说文》为根本” (4举)等观点；后18举皆论刻印(篆印)，创见甚多。
在后18举中，吾丘氏主要在以下4方面阐述了自己富有独创性的印学观：1．关于汉印的地位。作者采取与唐宋元比较的方法首次确立了汉印为“古法”的地位，为后来的印宗秦汉印学观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如18举曰：“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20举曰：“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2．关于印文的选择。作者认为“朱文印或用杂体篆，不可太怪，择其近人情者，免费词说可也”(24举)，“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又汉器物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25举)，在当时能以丰富的文字学修养开拓印人的视野确为难能可贵。3．关于朱白关系、留空，边栏等技法问题。27举曰：“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28举曰：“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35举曰：“诸印文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开……”。4．关于印章的制式。在29—34举中作者论及了正刻与反刻、官印与私印、姓名印与表字印，道号印等制式问题，尤以对回文印的表述对后人启发颇多：“二名，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33举)。
此外，《三十五举》还论及了古元押印、轩斋印始于唐等篆刻史问题。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三十五举》还存在着像三代无印这样的错误以及未能涉及以刀刻印之法的缺陷，但它作为印学领域里最早出现的一部经典著作，从理论上辅垫了以汉印为传统的篆刻艺术之路，对后来的篆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上承秦汉玺印、下启明清流派印章的枢纽作用。
吾丘衍之后，明何震、清桂馥、吴咨、黄子高、姚晏都有《续学古偏》、《续三十五举》或《再续三十五举》，足见吾丘之学的影响。
徐官与《古今印史》
徐官，字元懋，号榆庵，吴郡(江苏苏州)人，活动于嘉靖之世。隐居不仕，博学善医，工六书，长经学，能篆刻，惜印作未传。一生著有《经传纂言》、《闲中纪闻》、《孝经古文集成》、《古今印史》以及与其师魏庄渠合著《六书精蕴》等。后人邓韨发称其“于医，能折衷近世名家之说，而补其所未及；于字学，古文、大篆、隶书能正其不同。”因《古今印史》成书于明隆庆己巳(1569)年，从时间上看，徐官当为明代第一位印学家。
《古今印史》不分卷次。今人韩天衡编订为“前辈知书法”、“著述姓字”、“附录诸家之说”3部分。作者在书首就阐明了成书的目的与体例：“先以吾师魏太常庄渠先生《六书精蕴》中玺、节、印、章4字之义冠于前，俾览者晓然知大义之所在。夫篆刻多误，皆因六书之未明也，乃叙古今书法于中……”指出了明六书对于篆刻的重要意义，因而此书的重点放在了对古代典籍中有关印章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篆法的考释上。
全书主体“前辈知书法”除了玺，节、印、章的释义外，还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有关古文、籀文、小篆、隶书、孔子书、缪篆等的定义、源由、特性的论述；二是对古今印章中一些易错篆的字进行考证；三是介绍有关印章的使用知识。
在“原六书”章中作者提出了“六书与八卦相为表里”的论点，并举例“如‘仁’字，从二画者上天下地也，人能参赞天地则为‘仁’”，是说颇为独到。在“缪篆”一章中，作者从“缪”字正音上提出了己见：“缪字，今人多读作缪(miu)，误之。缪，去声，非是，官以理推之，当读如‘绸缪牖户’之缪，平声。盖言篆文屈曲填满，如绸缪也。”这对后人考释‘缪篆”提供了新的方法。
作者对亥与豕、风与朋以及水、宋、抑等35个字的篆法辨证考释，在当时倘有些实际意义，不过其考篆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然而却也可窥见明初对字学，印学认识之一斑。
全书较有价值的当推用印诸法的阐述。如“凡卑幼致书于尊长，当用名印，平交用字印，尊长与卑幼，或用道号可也。反是则胥失之矣”，“凡写诗文，名印当在上，字印当在下，道号又次之”。又如“印色通用朱，予尝见宋儒简札中间有墨者，元人则有用青者。考之，皆制中不忍用朱，故易之耳。”这些用印之道，今日读来也不无益处。
由于作者囿于集考前贤之说，未能注意到当时渐以复兴的文人篆刻创作实践，因而未能在当时印坛产生多少影响。清初朱象贤评曰“自成一书，然拘泥字体，且以成语取巧凑合诸说，笔之于书，既欠大方，更乏古致”。但正是从徐官的《古今印史》开始，明代印学研究方进入兴盛时期，因此，其历史价值也不容忽视。
周应愿与《印说》
周应愿，字公瑾，吴江烂溪人，生卒不详，但从当时吴门文坛盟主王穉登(1535-1612)激赏《印说》并为之作序来考，当与王为同代人。博学广识，才思畅达、文采飞扬。所撰《印说》一书大约成于万历16年，是明代最有影响的一部充满朴素美学的评述性著作。
《印说》全书分20章，题为：原古、证今、成文、辨物、利器、仍旧、创新、除害、得力、拟议、变化、大纲、众目、兴到、神悟、鉴赏、好事、游艺、致远。从标题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环环紧扣、相互引证。不仅没有停留于沿革源流的阐述上，更已涉及到“变化、创新、兴到、神悟”等印章艺术创作论，故王穉登在序中称：“其旨奥，其辞文，其蕴博，其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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