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影戏

影戏的名称见诸记载是宋代的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条，其中说：“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说得很具体：在宋仁宗朝，有人为了使说书形象化，创做了“影人”，于是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影戏就产生了。宋·张耒《明道杂志》还具体记载了汴京一位富人家里经常演出影戏的事实。影戏产生的原因可能跟唐代俗讲里的“立铺”有关，唐代的说唱人一边表演一边展示与内容相关的图画，用以加强表演的形象性，大概启示了影戏的出现。根据当时笔记记载，宋代的影戏分为手影戏、纸影戏和皮影戏几种。手影戏是用手指造型投影的游戏，属于最简单的影戏种类，其表现力受到很大局限，表演内容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不是影戏的正宗。纸影戏和皮影戏，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是这样说的：“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稍后的宋·吴自牧《梦粱录》进一步发挥说：“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卷二十“百戏伎艺”条）这两种用纸或皮做成影人，由艺人操纵影人进行表演的影戏，才是真正的影戏。从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最初的影人是用不上色的纸做的，后来改进了工艺，变成皮影。皮影的好处是坚固耐用，羊皮的透明度又比纸高，可以绘成彩色的人像，增加表演的娱目性，因此后来皮影成为影戏的主要种类。羊皮薄而不韧，又有用牛皮、驴皮的。不过，纸影也一直延续下来，明、清还时常见到纸影戏的演出。

影戏演出在北宋后期已经非常兴盛。汴京元宵节时，城内四处张设灯烛，而“诸门皆有宫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条）影戏演出不宜在灯光通明的地方，所以被专门设在灯火阑珊处。而每一坊巷口都设立影戏棚子，当时汴京从业的影戏艺人数量也就可观了。南宋影戏的发达，使雕刻影人成为专门的职业（见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条），并且出现了“社”的组织，如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里有“绘革社”，自注为“影戏”。人们看惯了影戏演出，熟悉了它的表演程式之后，就有人开始模仿影戏动作来取笑：杭州元宵夜晚，“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儿童喧呼，终夕不绝。”（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条）

可贵的是，宋·无名氏《百宝总珍》“影戏”条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影戏戏箱具体内容的记录：“大小影戏分数等，水晶羊皮五彩装。自古史记十七代，注语之中仔细看：影戏头样并皮脚，并长五小尺。中样、小样，大小身儿一百六十个。小将三十二替（屉），驾前二替（屉）。杂使公二，茶酒、着马马军，共计一百二十个。单马、窠石、水、城、船、门、大虫、果卓（桌）、椅儿，共二百四件。枪、刀四十件。亡国十八国，《唐书》、《三国志》、《五代史》、《前后汉》，并杂使头，一千二百头。”这一个戏箱的容量真是惊人，包括了表演宋前十七史所有故事的影人造型1200个，仅将帅造型就有32屉，这在后世影箱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它反映了宋代影戏所达到的高度表现力和繁盛度。但也只有如此，影戏才能够真正随心所欲地表演当时讲史所包括的一切内容。

既然影戏和讲史表现相同的内容，它的底本最初就直接取自讲史话本（即所谓“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见前引《事物纪原》）。南宋的影戏仍然是“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众伎”条）。按照古人的历史观念，讲史主要是表现各朝代的忠奸斗争，影戏也将同样的观念体现在它的表演中，甚至渗透到它的人物造型上去，在雕刻影人时运用了态度鲜明的褒贬手法，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梦粱录》卷二十“百戏伎艺”条）。这项美学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戏曲人物造型的基本法则，后者或者是受到了影戏的深刻影响。另外，因为以讲史为内容，在当时的影戏表演技术里，讲说也就和操纵影人同等重要，所以吴自牧在推赞杭州几位影戏大师时说：“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闺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是将两种技艺并提的。

金元影戏承袭宋代，时见遗迹。例如1980年在山西省孝义县榆树坪村发现的金正隆元年（1156年）墓里，有皮影头像壁画。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金大定七年（1167年）壁画则绘有一幅儿童弄影戏图，这是金代影戏传到北方边远地区的写照。山西省孝义县旧城东1955年发现的元大德二年（1298年）墓，在墓口两侧绘有纸窗人影的壁画，并写有“乐影传家，共守其职”的字样。从文字可以知道当时影戏艺人的技艺是在家庭内部代代传授的。又元·汪颢《林田叙录》云：“傀儡牵木作戏，影戏彩纸斑斓，敷陈故事，祈福辟禳。”可见元代的纸影已经由素纸改为彩纸，比宋代进了一步，而此时影戏也和木偶戏一样，进入为民间宗教信仰服务的领域，在祭神社会上演出了。蒙元时期的影戏还由汉人远涉西域带到了波斯等地，并辗转传入埃及、土耳其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