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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征明的长子,文彭秉承家学,真、草、隶、篆诸体兼擅。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篆刻方面,开宗立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印学的一个新时代。

文彭(公元 1497 - 1573 年),字寿承,号三桥。苏州人,文征明之长子。因曾先后在南京、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故人称文国博。他少承家学,长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尤工草隶。他除 了学习文征明的书法外,还师法钟繇、二王、孙过庭、怀素,能融化各体、自成面目。《文国博(文彭)墓地铭》上说他“字学钟王,后效怀素,晚年则全学过庭。而尤精于篆、隶、索书者接踵不断。往太史翁(指文征明)以书名当代,然有时不乐书,虽权贵不敢强。先生(指文彭)手不停挥,求者无不当意。”明人詹景凤说:“文彭篆、分、真、行、草并佳,体体有法,并自成家。”文彭虽曾学习父字,但终能广搜博采,自成一格。比起他的父亲文征明来,文彭精熟虽不如其父,而潇散之气则远过之。他的名迹《采莲曲》,是他 61 岁时创作的草书作品。此件以软毫长锋入书,兼有晋唐宋人之意。结字变化多端,章法左欹右侧神采飞扬,运笔如行云流水,屈曲回环,无不如意。另外作品中明显可以看出草隶的痕迹,笔势中带有一种“涩”味,如这幅作品中的“客”等字,体现了“行中有留”、“留而不滞”的意境,表达出一个复杂微妙的运动变化过程。 文彭在篆刻方面的贡献远胜于他的书法。明代中叶是中国印章史的一个转捩时代,文彭正是这个转捩时代的关键人物。

中国篆刻源远流长。早在战国及秦汉时代,玺印已经盛行,魏晋六朝的印章,还保持着汉印的风格,从流传后世的实物以及所钤拓的印谱来看,当时印章主要用于实用,还没有文献足以证明其艺术价值,在当时就受到了注意。 自隋唐至宋代,虽然书法与绘画艺术达到了绚烂之境,而印章艺术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以往佩印习惯的消失,私印很不发达。官印由于钤盖方式已不同于秦汉时期的封泥,无须受到“检”的限制,印面较前为大。为了填注印面的空白,印文篆写得屈曲盘旋,篆文也时见廖误,艺术性较差。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鉴赏印章,如“贞观”、“宣和”、“绍兴”等年号印,盖在法书名画上,作为皇帝鉴赏过的记号。还有少数文人或书画家,也有一些名号斋馆印,如唐李泌的“端居室”、宋米芾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但并不很多。当时的书画作品,作者很少有盖印章的。可以说,从隋唐到宋代后期约七百年间,印章艺术是式微的。

到了元代,吾丘衍对篆刻作了研究,且有专门著述,当中还提到当时“多人依款识字(指青铜器上的铭文)作印”等等。他的弟子吴睿及再传弟子朱圭,也都擅长刻印。惜吾丘衍等人的作品实物没能流传下来。元代书面家赵孟对古印曾作地谱录,书名《印史》,传说他的自用印是本人所作,其朱文印章圆润秀雅,为后人所称道和师法,故有人把他和吾丘衍合称“吾赵”。元末的王冕,文献中称他开始用花乳古刻印,然未见实物,传世仅见盖在他画幅上的印章,如“文王子孙”、“王元章”、“竹斋图书”等,但无法辨认用的是什么印材。

直到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官印、私印还全部沿袭宋元陋习:印面不仅粗俗,而且被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充斥;不讲篆法,不合六书,任笔为体,随意肢解的文字被用于制印;不讲章法结构的自然和谐、疏密得宜,非平板闷塞,即浅陋怪诞。总之,秦汉印章那种纯朴自然的高格调已荡然无存。对于这种宋元以来的状况,元代的吾丘衍早就有所批评,他在《三十五举》中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在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曲,且以为法,大可笑也。”而真正从实践上“直接秦汉之脉”、在印学领域中扛起“复古出新”大旗的,正如杨坤炳所云:此人就是文彭。

文彭在印学中的贡献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1) 力追秦汉,复古以纠偏。文彭面对明前期平板闷塞、浅陋怪诞的印风,主张超越宋元,直接向秦汉学习,即所谓“继汉”。认为应该恢复秦汉印中简括、空灵、平正、端庄的自然古朴的面貌,追求高雅古朴的格调。主张不事巧饰,“勿今勿奇,宁古而朴”,“不衫不履,以天韵胜”,“非俗非陋,不徇不拘”,即以自然朴实、简明率意、雅古天韵的新印风,纠正明前期之庸俗纤曼、板滞芜杂、繁缛怪诞、稚嫩孱弱的时俗。这些主张都被后人奉为印学理论中的金科玉律。文彭同时也是他理论的实践者,他治印的具体想法是:“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刻白文须沉凝,令如寒山积雪。落手处要大胆,令如壮士舞剑;收后处要小心,令如美女拈钋”。故其篆刻作品的线条古朴而秀润,几可与汉隶、秦篆相媲美;白文印向秦汉学习,平正方直、庄重健壮;朱文印向元人学习,清雅流动,疏密得宜。从文彭传世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典雅、古朴、秀润、简洁自然的总风格,“得汉人元人神髓”。清孙光祖对文彭崇拜得五体投地,把文彭的印章评为高于一切的“逸品”。

(2) 重视传统,借古以立新。文彭主张直追秦汉,重视传统,绝非泥古不化,而是“借古以开今”,主张化今为古,借古典之成果,创造自己的新格局。文彭从古代印章经长期的风化、剥蚀的极平常现象中,由残悟全,领略到印章质朴、自然的“残缺”之美,并引进自己的治印领域,据说“文国博刻古章完,必置椟中,令童子尽力摇之”。这一治印手段揭示了文彭治印主张以正确、纯洁的篆字,匹配古色古趣、风化剥蚀的边栏。这自然是一对冲突的审美情趣、若能浑融无迹地统一起来,其艺术效果更能引人入胜。这说明文彭治印,主张精心制作但又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他这种注重形式艺术的审美观,对时人后学影响极大。后来治印人敲边去角的整印手法,盖来源于此。

(3) 改革技法,运用新材料。文彭为了实现他的印学新观念,在改革印章的材料、技术法、文字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历代印章多用金玉牙骨作印材,文彭早年也用牙章。当时还没有开文人自刻印章的风气,他的牙章大多是自己篆印后交由金陵人李文甫镌刻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彭发现了古材。周亮工《印人传》记云:“国博(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以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 ,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从这段记载看,在此以前人们似乎还没有用石材治印的习惯,象“灯光冻”这样的佳石,也只用来“为妇人饰”,而“不知为印章”。当然,从考古发现看,以石治印起源很早,如时代断为战国的汲县山彪镇一号墓中就发现了一枚石玺,文献中也称早于文彭近二百年的王冕曾用花乳石刻印,但这些只是个别例子,并没有推广开来。

文彭的这批冻石,被他的友人 中要了“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挽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由于石印易于奏刀,不像铜或牙角等材料难于措手。文彭在得到那批冻石以前,所作印章,篆写虽出己手,铸刻则需假手他人。石质印材广泛使用后,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化都可自己动手刻印,也使篆刻家找到了自篆自刻、直抒胸臆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文人、书画家、篆刻家用石料自篆自刻的风气大盛,终于形成了艺术流派。

在篆刻技法特别是刀法上,文彭也很有特色。从文彭现存的印蜕看,刀法娴熟,能很好地体现笔意,同时又颇见刀味,所谓“非刀非笔,亦刀亦笔”者是也。另外,文彭还开创了在印侧用双刀法刻边款的先例。其边款字结体疏朗、骨气洞达,笔调秀润雅正,于淡雅中见深沉。刻边款的发明,丰富了治印艺术的观赏内容和审美标准。文彭把印章中的“刀”与书法中的“笔”结合起来,意义十分重大。后人所谓“印从书出”就是从此发展来的。

文彭还十分强调印面文字的纯正规范,多有韵味。他很重视书法特别是篆书在印学中的作用。认为“篆法要以六书为准则”,反对任笔为体,反对杜撰文字,反对以任意增减笔画的错字入印。这种“究心篆法”的见解一出,立即得到了聪明的印人的拥护,迅速影响了整个篆刻界,扭转了篆书文字谬误百出的局面,导引了当时印坛用字的正确道路。文字纯正是印章美感的基础,文字富有书法韵味也辅助了印章的美感,文彭的这些想法和实践奠定了新印学的基础。

从上面可以看到,文彭“复古出新”的新观念,他对技法的改革、新材料的运用,给印章学界吹来了一阵新风。由于他的努力,才把篆刻从实用的范围讲求成为可能,极大地推动了篆刻艺术的进步。周亮工说:“印之一道,自国博(文彭)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祁遍天下。”文彭以精湛的技艺成为印坛吴门派首领,他的学生何震也开创了皖派,此后篆刻流派纷呈,印艺大进。在中国印章史上这一转捩过程中,文彭起了关键作用。文彭被称为新篆刻学的开创者,篆刻流派的宗师,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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