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出版之际

作者：任孝温
学术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借助考据来澄清有关的事实，也可以通过论辩来阐发精微的义理；既可以微观的求一事之具体，也可以宏观地洞见各种事物间之关联。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封闭性，特殊的地理特点使得我们的祖先多年以来一直以为自己居住的国家才是世界的中心，而周围以及远方的异域都不过是蛮夷和边鄙之地，于是，我们的祖先们不仅闭关，而且锁国。直到近代西方人用坚船利舰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他们才知道原来外面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精彩。但知道归知道，要想从思维方式上彻底消除“大中华”的自我中心，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于是，我们的许多学术研究都醉心于“中华文明”本身，而对我们的文明与世界其它文明之间的关系却相对忽略，加之长期以来的文化沙文主义，更造成了这方面研究的荒芜和寂寞。

对中国戏剧的研究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的中国戏剧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割断了中外戏剧本来就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轻视了汉族戏曲和少数民族戏曲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少数民族戏剧还很可能是国外戏剧影响中华戏剧的跳板和津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大多数的戏曲史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偏重于汉族戏剧，写成了“汉族戏剧史”，一是忽视了异域戏剧的影响，写成了封闭性的“中华戏剧史”。针对这样的弊病，睿智的学者力图作一些纠偏的工作，于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戏剧的研究以及中外戏剧交流的研究都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但意识仅仅是意识，要想克服常年以来的流弊，弥补旷日持久的真空，谈何容易！时空的间阔、资料的匮乏，使得这样的研究几乎成为了无人涉足的荒原，早期许氏关于梵剧的“点点滴滴”，在走过了几十年之后，仍然是那样的“点点滴滴”，如果实在要探询其在当代的“嗣响”，黄天骥先生关于“旦”之起源的“异域说”，恐怕就是其微弱的回应了。最近出版的李强先生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正像“于无声处”的惊雷，在这一荒凉的领域开拓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作者李强教授，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后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科研、编辑和教学工作，近年又进入具有悠久戏曲传统的古平阳，在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丰富的阅历、广阔的视野造就了作者高屋建瓴、融通浑括的思维特点，加之二十年的浸淫，作者对西域学、敦煌学、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藏学、西夏学、比较艺术学以及中外文化关系史都有着比较深厚的学养，因此，作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就不同于传统的“一事一物”的繁琐考证，而是从大处着眼、从宏观入手，力图廓清中西戏剧文化交流的基本轨迹。专著在大量翔实的文物、文献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据、清晰的思路和生动的文笔，分别以华夏民族与雅利安人戏剧的发生，古埃及、印度、波斯、巴比伦、阿拉伯等东方戏剧的起源；西方古希腊、罗马与犹太教、基督教戏剧的传播；东亚日本、朝鲜与东南亚越南、泰国、缅甸乐舞与戏剧与中华民族交流；我国古代诸民族如突厥、鲜卑、契丹、女真、南诏、吐蕃、西夏、蒙古、回鹘等与汉民族戏剧文化交融，以及华夏民族对周边地区民族与诸国传统戏剧、乐舞之影响等课题从史地学、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诸学科作纵向与横向的考证与论述，从而逐步理清了东西方戏剧文化交流史的孕育发展之来龙去脉,澄清了中国乃至世界许多迷离扑朔的疑难问题。

尤为珍贵的是笔者在潜心进行学术考据与理论建构过程中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史学发展，诸如初步寻觅到世界东西方戏剧所依附的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之端绪，以及缔造者华夏与雅利安种族均诞生于东亚与中亚的历史行踪；对东方造型、表演艺术以及戏剧乐舞的发生旷日持久影响的重要文化策源地，笔者通过比较指出应在古波斯、印度与中国西域交汇之地吐火罗与犍陀罗；还有他从大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发现以目连戏为代表的西域佛教戏曲在历史上曾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输入中原与江南地区，并有力地促进了华夏民族乐舞戏的形成与发展；而在辽、金、元时期，我国北部胡人异族与汉族文化长期交融方促进了宋元杂剧与南戏的成熟、繁荣与发展。另外，他还以大量史实论据佐证了古希腊、罗马、波斯与印度原始戏剧乐舞曾经东渐我国的历史事实，且考证了东亚与东南亚诸国以及世界范围内流播华夏音乐舞蹈与戏曲的现实，令人信服地实证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由于笔者寻找到数枚中外关系史学网络上缺失的链环,这样就不仅解决了常年困绕戏剧文化界的诸多学术难题，而且还进而使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学术经纬显得更加明晰。

当然，要想彻底澄清中西戏剧交流具体脉络，绝非一件易事，它不仅涉及到许多的学科，而且即使在单个的学科中，也涉及到许多具体的问题。所以，从长远的角度，这是一个需要“众擎共举”且历代延续积累方可完成的工作。但值得高兴的是，帷幕已经拉开，先行者已经在这块荒凉的原野上留下了前行的足迹，尤其是在如此长期的寂寞之后，尤其是针对着戏剧研究中的“华夏中心论”的偏仄以及“汉族中心论”的狭隘，李强先生的专著虽不能算是黄钟大吕，但65万字的篇幅、浑括的研究视野、渊博的学识、精密的考论、高屋建瓴的建构、灵脱而新颖的视角，都足以使我们这些懵之懂之者如梦初醒，这也许正是《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带给学术界最可贵的启迪吧！

（《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