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书法文化

作家、学者是一个国家文化、学术的支撑，也是理性、良知的代表。过去，中国传统学者基本是幼承庭训，学书不辍，其创作与毛笔相连，其书是心情与心迹的表露。但当代，大多数作家、学者不具备毛笔的书写功能。然而，近些时间“作家手札展”、“诗人书法展”的相继举办，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其古典情怀的视角。

文学与书法有重要的交互作用，文人书法作品中名家颇多、佳作纷呈，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国内文化界重视的书法文化现象。

中国书法艺术是国粹，围绕书法艺术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出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文人书法有着独特的价值，自古以来，文人书法与匠人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认为：文人书法在很多情况下固然不如书史上的碑帖一样规整，但因其独特的个性、深藏的情味、别致的意趣，使之成为一种更为特殊也更具性情的书法，其艺术魅力不在一般书法家之下。古代的文学巨匠中书法大家暂且不论，现当代中国作家与书法文化的亲缘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如鲁迅先生的书法萧散中寓整饬，严肃中有放达，亦温亦峻，墨趣深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最有旧时士大夫的心象。钱钟书先生的毛笔字在流利连属中有深婉的内容，读他写给别人的长信，整幅观之，尤有幻象吐芒、沧海生波的气韵，仔细嚼之，则又似可品出那消愁舒愤、忧患漠漠的精神理念来。

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和书法大家的郭沫若与中国书法文化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尽管人们对郭沫若的人格或晚年言行多有批评，但我们在实事求是地探讨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自然也应关注他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密切联系。郭沫若对文化信息融会贯通和趋向创造意识是很自觉的，其成就也相当辉煌。书法文化仅仅是他不经意间酿成的文化大餐而已。然而在这方面他却能够经常给人带来惊喜，带来超乎现实政治功利的审美愉悦。他的书法作品，包括某些题字(如“黄帝陵”“荣宝斋”等)，都神完气足、特色独具，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当然，郭沫若的书法作品从量上看是很多的，从质上看也参差不齐，由于时代和心境等方面的原因，郭沫若的书作与其写作一样，也“呈现出了十分纷繁的状态：有遵命之作，有应酬之作，也有游戏之作;有用力之作，有得意之作，也有不满之作。这些作品，有颂扬，有歌唱，有想象，有抒情，有暗示，有影射，有讽刺……”总体看郭沫若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很杰出的，而他与书法文化更多方面的关联，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本身是书法家的是一类，本身不是书法家的是一类，而处于这二者之间的还可视为一类。每一类中有不同的情况。如同为学者型书法家，其书法艺术成就不等就是很明显的事实。郭沫若的书法艺术较之钱钟书的书法艺术肯定要大些，而总体看女作家的书法艺术就比不过男性作家。

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们大都注意向其他艺术形式寻求借鉴。思果先生在《“文从胡话起，诗从狗屁来”》(《万象》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文学是艺术。书画、音乐、戏剧对文学有帮助。中国的名伶都学写字、画画是有道理的。我极主张文人学唱歌、弹琴、写字、画画。文学家有这些滋养一定得益。苏东坡诗文、书、画皆是头等，黄山谷不但诗好，字也写得好极。少年作家大可在音乐、美术方面下点工夫。我虽然不才，写字和唱京戏倒有点修养。此外，我也主张人多多运动，因为写作是要用精神的，精力太衰，任何事做不好。”文学创作与书法的联系应该在思维、形式等方面还有更多的表现，相关的探讨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现代社会似乎进入了“文化苦旅”时期。时世的翻新，生存状态的渐变，塑料制品和机器操作大行其道，艺术产品也忙不迭地向消费靠近，艺术工具更是力图造成种种方便，能写几个像样的毛笔字的，也只是少数罢了，圆珠笔、签字笔无孔不入。毛笔的时代过去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批执守“文学依然神圣”观念的作家和坚认“书法依然美好”信念的文人，如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对书法的执着对广大作家无疑会起到引领作用，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学术的支撑，也是理性、良知的代表”的文人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书法文化的灵魂和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