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仅仅关注笔墨情趣不可取

作者：袁进华
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主要体现在儒家与道家思想之中。儒家思想体现的是如何修身治国平天下，道家思想主张无为逍遥、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体现出“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色彩，这种精神本质在传统中国书画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书画大家既居朝为官，又擅写擅画，他们的艺术反映了其人生观、文学修养、道德修为，体现了艺术家们对处世、自然与人性的体悟：或以愉悦的山水、花鸟画体现一种以书画寄情自然的情绪;或用特定画面的寓意象征性情孤高，表达对当时统治的反抗心理;或以草草逸笔寄寓人生的落魄失意。不管是写意画还是工笔画，都成为艺术家寄情林泉与表达人生悲喜的一种象征。

比如八大山人(朱耷)，本为明朝宗室，明没落后，国破家亡，心情悲愤，落发为僧，他一生对明朝忠心耿耿，以明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悲郁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其寄情于画，以此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因此，只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才能透过古代文人简单的笔墨，理解绘画所表达的深刻内涵。

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5思潮”较为激进的模仿、照抄西方的艺术形式之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源于艺术家们清醒地意识到照搬西方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割裂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艺术家们的“模仿照抄”原本是想进入与国际艺术形态同步对话的平台，但这种艺术方式对国人而言 ，除了创新意识与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思维之外，其直接以西方价值为参照系统断裂本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行为，难以拥有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利。

随着国门开放，对外来艺术形态有了更多的介绍与了解，国人开始理性地思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话题，并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有着同等的魅力。于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呈现出对民族文化的再度认同感与极大热情，传统中国画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再度引起关注，并引入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在这种民族文化自信心激发之下，艺术家们纷纷投入到自身的艺术探索之中，中国水墨画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呈现出艺术形式多元化的状态。

中国国画界从来都没停止过对水墨画创新和改良的努力。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抽象型水墨画作为多元中的一元，以其中国式的、与书法相联系的水墨抽象，进行超越传统水墨画的艺术表现。画家强调生命激情的宣泄，强调直觉与无意识、对偶然效果的把握，强调画面的冲击力、作品的构成效果、媒介特征的发掘以及艺术语言的纯化。到后来，像李孝萱、刘进安等一批表现性水墨画家的出现，更加强调对内心世界和个性的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技术对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年轻人对新技术的主动参与，使得水墨艺术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不断向外部世界拓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及世界艺术潮流的融合渗透，也给水墨创作者们提供了选择和发挥自己艺术个性和才能的空间。因此，随着时代前进和艺术变革的潮流，水墨艺术不断扬弃自我，走向更为广阔而崭新的世界，便成为必然。就创作心态而言，当代评论家徐恩存认为：现当代水墨艺术始终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激励。一是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思意识或怀疑精神的增强，使他们得以冷静地审视曾一度“神圣”的水墨系统，并毅然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二是旧的笔墨秩序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新的笔墨秩序的立刻建立与完善，西方及现代主义艺术的引入，一旦与中国的水墨系统相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动摇传统的神圣与唯一性原则及其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

传统文化一贯体现的是笔情墨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自然观与人生观，当代艺术家在对这一表现形式和精神本质借用并加以延伸的过程中，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只不过当代艺术家所面对的是当代的文化情境——他们面对或者要表现的时代是一个信息互通的时代，是高科技高消费的物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当代工业化的社会生存状态出现了重结果、重功利、人情冷漠、物欲横流、人性迷茫等反人性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水墨画艺术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笔情墨趣与天人合一的古老问题，而是需要应对这一现实并加以关注与表现，这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也是艺术家不能回避的当代艺术情境。

当代中国水墨艺术依然没有确立一个如同传统那样可以依靠的坚固的标准体系，在这个背景下，艺术家各自在进行着自身的探索，致使艺术面貌多元，水墨艺术的生命力不断绽放。中国绘画的精神，是传承，是不断的吸收与革新。历代绘画大师石涛、八大等都是师古而不泥古的典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几根线条、一些笔墨趣味，更需要以宽阔的视野和卓越的实践，开拓水墨艺术的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