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需要“向后看”

自2001年“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及其简称“非遗”，在短短的几年内已然成为文化界的流行词汇，“非遗”所涉及的各类传统文化项目也一次次进入国人的文化视野中。

当“非遗”这个时髦词汇被当代媒体不断地炒作、被商业盈利意外地钟情之时，长期以来承续传统文化的工作，却总是显得格外寂寞，甚至淡出人们的生活。

即以昆曲为例，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肇端于昆曲被列入人类非遗名录，昆曲艺术遗产保护推广中的许多大事也总能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典范性成绩。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于丹“百家讲坛”谈昆曲、连续四届的“中国昆曲节”……等等，似乎都在展示昆曲在成为世界“非遗”之后重获新生的面貌。但是，对昆曲艺术的保护却由来已久。除了人所熟知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经验外，上世纪50年代国家重新建立昆曲表演院团、80年代文化部颁布“关于对昆曲采取特殊保护政策的通知”，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昆曲表演艺术家经验的记录、整理、宣传等等，都清晰地显示出政府长期以来对于昆曲艺术遗产卓有成效的文化倾斜。如果往前追溯，上世纪民国年间有识文人建立“昆剧传习所”、明清两代宫廷和官方对昆曲持续三百多年的政策保护、清唱曲家对昆曲音乐风格持续六百年的坚守……等等，都在表明一部昆曲发展史实际就是昆曲的保护史和传承史。昆曲艺术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正与这数百年持续不断的文化保护密切相关。

反观昆曲的保护历程，以及回头审视中国目前拥有的26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3项急需保护的遗产项目，以及1028项国家级项目和数量众多的省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清楚地发现，当前如火如荼的非遗保护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发明，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自觉维护传统的不断延续。显然，对于文化传统的“向后看”，能够促使人们对遗产保护保持长久的维护和寂寞的坚守，促使人们在变化的时空环境中不断地探索适合遗产个性的独特保护方式和有序发展理念。

任何文化形态总是在特定的空间存在，在相续的时间里发展。不同的时空环境造就出个性迥异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的多样存在又凸显出人对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取舍。“非遗”的意义正是提供了一个让人能够驻足传统、反思传承的契机。长期以来，以发展、创新为目标的文化策略，让许多文化形态在崇尚创造、追逐发展的时候，也无意间放弃了对文化个性的张扬。对于文化传统的“向后看”，正有助于发现那些文化形态的个性所在。

以传统戏曲而言，中国300多个戏曲剧种就是300多个鲜明戏剧个性的呈现，这些戏曲剧种的艺术传统实际是经历了多次的趋同、分化之后的结果。例如福建莆仙戏和梨园戏，上承宋元南戏的唱演规则，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其艺术体制经历过多次的官方体制化改造和民间艺术的熏染，其艺术形态在官方和民间的互动中更趋精严。但是构成这两个剧种独特个性的音乐、表演系统，却始终保持着古老的传统，莆仙戏的“傀儡介”、梨园戏“十八步科母”，以及两个剧种奉行的南曲音乐规范，在长期的创造发展中始终没有被抛弃，并且不断改造着不断渗入其艺术肌体的历代时尚艺术。这种体现在唱演规则中的保守性规范，实际成为莆仙戏艺术个性中至为重要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近百年来文化更迭、社会变迁和戏曲政策对福建戏曲艺术的影响，特别是莆仙戏不断地放弃着谨守了数百年的传统表演规范，趋同于京剧、闽剧乃至流行歌舞等时尚艺术，在今天繁荣的福建戏曲舞台上，莆仙戏成套的传统科介体系已经难得一见了。莆仙戏在创造发展和保护传承中出现的失衡，实际成为中国众多戏曲剧种近代以来艺术取舍的缩影。
因此，当前的非遗保护不仅仅要将特定文化形态的所有文化遗存进行保护，更需要仔细辨析不同文化遗存对于文化形态的特定意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尊重传统，而传统同样存在多元的内涵，不同的内涵决定着文化形态不同的发展趋向。因此，只有对于文化遗产的“回头看”，才能够辨析出促使文化个性得以延续的因素，才能够做出更加符合文化保护和发展规律的切实举措。

中华文明五千年如缕不绝延伸至今，一直保持着对于优秀传统的充分尊重和对文化传承的戮力奉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传统文化在这样前后审视中，不断地更新创造，不断地相沿既久。对传统文化的“向后看”，正是冷静地理解文化遗产，认真地奉行优秀传统的开始。

（摘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