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氛围中，讨论中国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话题很多，我最关心的是体制改革与“非遗”保护的关系问题。体制改革是既定决策，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正在提速进行中。“非遗”保护已有国家法律，从2011年6月1日起实行。如何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民族戏曲的生存、传承和发展。
我们国家对于包括民族戏曲在内的“非遗”的重视，从历史角度来看，可以说是空前的。其重要标志，是参加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们已经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对民族戏曲进行保护、扶持，收到明显效果，受惠最多的是京剧和昆曲。由于社会变迁给民族戏曲带来的困难是巨大的，保护工作还需要强化、深化。对于那些一时还不能适应市场生存的戏曲剧种，更要把保护工作做深、做细，以便同国家法律保持精神上的一致。
对于民族戏曲的保护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的政策。重视京剧和昆曲是十分必要的，但要避免对地方戏的冷落。据2011年5月12日《中国文化报》公布，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京、昆剧院团共有16个，而二三百种地方戏只保留了13个，显然偏少了。中国戏曲林林总总，本质上都是地方戏，只是由于昆曲、京剧的高雅化、精致化、规范化的程度高，影响广泛，才使我们在观念上把它们从地方戏中划分了出来。而大量存在的地方戏，同它们流传地区的语言、音乐以至民俗风情有着天然联系，其表现形式多半比较活泼自由，善于表达当地群众的生态和心态，这都是京剧、昆曲不可替代的。只有京剧、昆曲同地方戏都能得到保护，都有机会生存、发展，才是中国戏曲真正的百花齐放。
中国戏曲的多样性存在，必然带来保护工作的难度。需要在《非遗法》的指导下，制定实施细则，其中的关键，是各级文化行政部门都要明确各自的保护对象，设立各自的保护基金和督导机构，使保护工作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可持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其他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活态传承，是在生命与生命的对接中实现传承，因而需要具体化到对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是表演艺术家）及其传授对象实行有效保护，才算把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毋庸讳言，当前有不少戏曲艺人害怕改革，为了回避风险，提前退休，脱离舞台，造成很大损失。这就更加需要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地来处理一些具体矛盾和困难，尽量减少体制改革进程中付出的代价。
国家对民族戏曲的法律保护以及各种扶持措施、奖励机制，说到底都是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改善，它还不是民族戏曲的生命源泉。生命源泉要靠从事此种戏曲工作的艺术家和各方面合作的专家共同来寻找、来确认、来开掘、来激活，才能使之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强化保护主要是对国家的要求，优化生存还得依靠艺术家们的高度自觉。所谓生命源泉，就是寻找这个戏曲剧种的艺术优势，以及它能不被别人替代的最终理由究竟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明确自己的艺术个性、功能定位和生存策略。一个剧种的艺术优势总是相对的，有其长必有其短，因此，在确认个性的过程中，既要认清其独特性，又要认清其难以超越的局限性，不要好高骛远，去做那些容易损害甚至丢失艺术个性的事。在功能定位上，它的观众面（包括可预测的潜在观众）究竟有多大？演出场次的营业性与公益性各占多少比重为宜？都要实事求是地去估量。在营业性演出困难的情况下，要多争取公益性演出以保持同群众密切的精神联系。而艺术个性又是可以优化的。优化个性就是优化生存。艺术个性虽然有局限性，但也总有未被我们开掘的潜能和新的生长空间。这也是同社会变迁联结在一起的。
作为“非遗”的戏曲艺术，不仅其传承是一种生命状态，它的欣赏者也是生命状态。只有有了聚集成群的经常性的欣赏者，传承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得以延续。而作为观众的这个生命群体总是当下的，古老的戏曲艺术不能召回古老的观众，只能面对当下的观众。所以，社会的变迁总会通过欣赏者的变迁曲折地影响着艺术的变迁。我们不能拒绝变迁，只是需要尽量争取优化，防止异化。这就看艺术家及其合作者的文化策略是否正确。应对市场的高明的文化策略从哪儿来？要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当代经验中得来。这是当今戏曲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探索的课题。戏曲的评论工作也应当从文化策略的角度帮助剧院团总结其新剧目建设的利弊得失，以提高创新的合理性，减少盲目性。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新剧目建设的投入是很大的，但成活率偏低，其中的原因，既有不能很好地回应观众的心理诉求，也有不重视在开掘合乎剧种个性的艺术潜能上好好下工夫，相反地，容易被狭隘功利主义所诱惑。这样的新剧目，即使得了奖，仍然不是生长在剧种生命之树上的真实的果实，只是插在上面的一朵纸花，风一吹就没了。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必然包含着文化格局的大变动。民族戏曲在大变动的新格局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占有多少份额，这是难以预测的变数，全看我们从上到下、今后几代人如何努力。
（摘自 《光明日报》）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