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话剧《商鞅》

话剧《商鞅》风格雄浑、气势恢弘，全面展现了商鞅变法在秦国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成功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远见、有胆识的大改革家形象。该剧的时空容量、剧情结构，以及英勇悲壮的人物形象塑造，使其具备了黑格尔所界定的“史诗性”作品的特征。

（一）话剧《商鞅》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完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登上政治舞台，实现改革理想的人。全剧从他哇哇坠地一直写到被五马分尸，集中展示了他在短短十九年时间里创下的使秦国日新月异的奇迹，刻画了一位不是君王，但有着像君王一样威严果敢性格，丰富复杂内心的改革家形象。他的一生，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今天来说都具有借鉴意义。

全剧没有正面描述商鞅之法，只是将这场斗争集中在统治者上层中进行，表现出编导驾驭复杂历史事件的艺术才能。秦太子在祭祀大典上“犯法”，正值推行新法遇阻之时，商鞅认识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而太子恰恰是“君嗣”，“不可施刑”，于是将刑罚毫不留情地施到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身上。它说明商鞅推行变法的实质，不过是立了些“规矩”，是强势集团面对弱势群体的霸权，缺少建立在公平与正义基础上的法律制度。
导演在处理整场戏时，既没有对变法对象作就事论事地评判，也没对变法过程作平面化的陈述，而是广泛借用跳接、闪回、单一画面的多时空共融等多种影视手法，立体化表现了两派势力针尖对麦芒的斗争。抱有敌视态度的守成派在剧中与改革派一样得到充分表演，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戏份上都可谓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增加了戏的观赏性，并最大限度地促使观众对变法所遇到的困惑不断进行思考。

公子虔的两次大声疾呼：“商鞅之法不可不行，商鞅其人不可不除”，似乎正好点明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当商鞅和守成派人物先后造访改革的第一受害者公子虔时，他们尽管双双都遭冷遇，但后者显然更不受欢迎。它表明，一股看不见的改革潮流已无时无处不在涌动着。太傅正因为看清了商鞅变法的无量前程，才会对他不是秦国人而耿耿于怀，才会有不除他不足以解恨之情感。对于公子虔身上所体现的人性光辉和多义性，编导没有用惯常的非此即彼的模式作过多评判，而是留给观众自己慢慢品味。

编导的高明还在于，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融合，使观众在历史情景中对现代性问题产生特殊的社会认同感，并能够在保持一定审视距离的同时，更准确地认识现当代社会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心理准备。当公叔痤荐鞅辅佐魏王不成要杀鞅时，观众对诸如威逼利诱、翻脸不认人之类的政治斗争并不陌生，很自然便理解了商鞅去秦国的政治原因。“商鞅变法，作法自毙”，虽属反讽，却是法治的一大胜利，许多细节之所以能引起观众不小的共鸣，是人们等待法治社会早日到来的期待为观剧打下了心理基础；是超时空融入当代人思维的编导手法起了作用。

（二）《商鞅》以英雄伟业的成功和英雄个人的毁灭为轴心，架构全剧，阳刚大气，不落俗套。

为了突出变法，秦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统统呈现在台前，而商鞅率兵与魏国的几场外部战争，则毫不可惜地放到幕后，一律虚写。

“商鞅推行变法”作为带动全剧气势的中心事件，不少地方是通过语言的交锋来表达的。这个戏语言华美，修辞讲究，可以说是一个诗化了的历史戏。唯美主义的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拉开了与观众的距离，但语言中思辨的内涵，不失为一种展示剧情的绝妙方法。

该剧围绕中心事件，同时展开了两条冲突线：一是商鞅在雷厉风行推行变法过程中与反对派之间的殊死冲突；二是他为报效母亲，实现做“人上人”理想过程中所产生的复杂心理矛盾。导演在强调变法与反变法冲突的同时，着意加强了心理冲突线，把人物的深沉意识、内在的情感世界尽可能多地予以释放，努力把商鞅人性的微妙和千姿百态予以充分揭示。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人性力量在显示着作用。

从结构看，商鞅与母亲、与韩夫人的戏并不多，多的是商鞅在变法过程中的政治斗争。这样的处置，看似不平衡，却并未影响商鞅心理矛盾的完整表述，很见功力。我们可以从剧终商鞅抱着一心想做“自由人”的姬娘矗立马车之上的独白中找到证明：“火光照亮了别人，温暖捐给了大地。而你呢？你只是一片灰烬而已”。主人公把埋藏在事件和人物命运深处的人生感悟讲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使改革必须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艰辛代价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三）历史上商鞅的一生所求，不过功名利禄而已。在这样的史论框架中，编导建立起重新梳理历史人物的想象空间。他们巧妙回避了“商鞅变法”在实施过程中残酷性的一面，把视角转向挖掘商鞅本人的人性美。这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古今中外，推动历史进步的铁腕人物其实不乏情义缠绵之辈。

编导没有把笔触单纯停留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表层描绘上，更没有采用传统写法，把商鞅当作高、大、全对象来塑造，而是借用希腊英雄悲剧性的命运模式，以人道主义笔触着力于描写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定行为动机，描写商鞅在友谊、爱情和政治理想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描写他舍弃一切冲出陈规陋习重围的不屈精神。以现代审美观念看，张扬人性的作品最能被当代观众所接受，再说商鞅的悲剧命运也确实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都为创造形象提供了足够的素材保证。我们从中完全能理解编导为迎合观众心理、把握流行美学特征所煞费的苦心。

商鞅严格执法，开刀的第一人，没想到竟会是他所仰慕的公子虔，我们在商鞅事后登门拜望太傅时见出了他的忐忑不安，人性的火花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中迸发了出来。变法的动力在百般无奈的当口产生，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蕴藏在这样的真实之中。

商鞅向母亲说出“是姬娘的乳汁哺育了我”时的亢奋、商鞅对孟兰皋只身斗敌的担心，对孟兰皋英魂的牵挂，刺杀祝欢的果敢、韩女自杀后的悲痛欲绝，直到他在悲哀中眼望着亲朋战友相继离去，空空屋宇下只剩孤独一人等等，无不显露出商鞅的血性和气概。另外，剧中两位女性形象对商鞅人性的塑造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衬托作用。该剧的好看正在于没有将“人性化”作简单化的诠释。

变法使秦国强盛，商鞅却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英雄在踏着自己的鲜血大步向前时，没有任何妥协和后悔，而是一遍又一遍地拷问人性。他笑迎死亡，从不悲观。观众在为他扼腕痛惜的同时，是会联想到他日后的事业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