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与农村前妻的穷困辛酸婚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老规矩。如果到了婚嫁的年龄而不娶或不嫁，在农村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本山从二人转舞台那个虚幻的世界回到了生活的大舞台，成了凡夫俗子，婚姻问题也自然成了亲属们关注的大事。在本山的老叔家，五奶和本山提起了这件事。五奶说：“本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老这么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啊，得成个家了。”

其实就年龄而言，本山的年龄也就是十八、九岁，用现在的话说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但是在当时的农村，早婚早育是相当普遍的事，即便是现在，早婚的现像也很严重。所以十八、九岁也就算得上是大龄了。

本山说：“我这不是挺好吗，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五奶，我不找(对像)。”

本山的老叔说：“跑腿子(光棍儿)的日子不好过，没人给洗衣服、做饭的，不行。”

本山说：“我自己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再添一口人，还不得把人饿死呀。”

本山老婶说：“我娘家石龙老葛家的老姑娘可不错，人能干，又老实。”她没说人长得怎样。

农村人的婚姻讲究实际，看重的是人品和身体，相貌倒在其次。因为咱不吃模样、嚼模样，过日子还得来真格的，下地干活儿、喂鸡喂鸭，还要养活孩子，并不比男人少干多少。像林黛玉那样中看不中用的，在农村是没有市场的。

老婶说的那个丫头叫葛淑珍，比本山小一岁。巧的是她和本山一样，也是个苦命人，爹妈都没了，哥哥、姐姐都结了婚，自己一个人过。五奶听说老葛家是个正经人家，就说：“我看挺好，跟那边通个信，咱定个日子去相看相看。”

本山没言语，这样重大的事他不能自己做主，得征求干妈、干爸的意见。

第二天收了工，他就来到我家和妈商量这事。妈很赞成这件婚事，她说本山：“咱庄稼院娶媳妇，主要是过日子，模样丑点俊点不重要。老人常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只要能实心实意过日子就行。”

我也劝本山：“你书不能念了，戏也不能演了，老这么打游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成个家，也有个说话的人。”

爸也说：“也不小了，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从我们家走后不久，本山就由老叔和老婶领着去相看，双方都没啥意见，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既然两头都没牵挂，干脆就早点把事办了。

妈听说本山要结婚了，非常高兴，马上筹划着给本山送点什么。核计来核计去，还是决定做一套被褥最实惠。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被褥早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奇缺，什么都是定量供应：布票、棉花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酒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们的最低需求供应的，没有一点的余份。如今，这些票证之类的东西早已成为了文物，每当我到商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还常常想起过去的情形。是呀，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理由不满足。

我们家八口人，供应的票虽然不少，但仍然不够用。我和弟弟两个人扯一床被，下面连褥子都没有，就睡在炕席板上。早晨起来，浑身都是炕席花。两个最小的弟弟常为争被打仗，他说他冷，他说他也冷，互不相让。就这样，妈从我们的身上省下一些布票和棉花票，以备急用。为了给本山做被褥，妈把积攒下来的布票、棉花票拿出来，又从邻居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数。妈把钱和票用手绢包好，步行五、六里地到供销社买来了布和棉花。回来后又一针一线地缝。足足忙了三天，一套新的被褥做好了。妈看着被面上的大红喜字，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婚那天，我和妈都去了。在本山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三嫂葛淑珍，当时给我的印像是相貌一般，性格内向。即便是这样，嫁给本山也是属于“下嫁”，如果不是她，本山还不知道要再打多少年“光棍”呢。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渐渐了解了她淳朴、憨厚和勤劳的一面。她非常能干，上山打柴连小伙子也不是个儿。

说起本山的新家，实在是寒酸得很。确切地说，那算不上是一个家，只能算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那是租的人家的一铺北炕，挂上一个幔帐，就成了两人的世界。南炕的那边，还住着另一家人。本山的洞房花烛之夜以及他的蜜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在住房紧张的农村，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但是，简陋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造人”热情，中国照样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庆习俗往往最能表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在欧洲新婚的男女手牵着手，在《婚礼进行曲》中步入教堂。仪式庄重、神圣;南美洲的婚礼载歌载舞，场面热烈、喜庆。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婚庆习俗。但是，所有的习俗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什么仪式也搞不成。在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有多少人和本山一样，像动物似的完成了两性之间的结合。把人类这一最美好、最神圣的时刻，变得无奈、乏味。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天新娘接到家以后，他这个新郎却拎着把斧头上山砍柴去了。不知道他的内心里怎么想的，是想向老婆表示一下自己过日子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发泄一下对自己的这种狼狈的处境强烈的不满?我不得而知。当看到他背着一大垛柴禾回家时，人们露出了惊异的表情。是呀，新婚之日上山打柴，这恐怕是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听说过的事。不平常的人，总是会做出不平常的事来。第二天，他就和其他社员下地劳动去了，没有婚假。

本山在这个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了几次家，直到1979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1979年，葛淑珍生下了女儿小芳，本山便又多了一个“职称”--父亲。这时本山刚过二十岁，在他那不太健壮的肩膀上又加上了一副担子。小芳一直生长得很健康，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本山和葛淑珍的这段婚姻，维持了大约十几年的光景。应该说，在这几年中，三嫂葛淑珍对本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她一个人包揽了家里全部的活儿，既要种地还要照顾孩子。正是由于她的勤劳能干，才使得本山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从而取得了成就。

葛淑珍和本山离婚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2002年春节，她还特意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三嫂是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人，我上她家去她给我做菜，做几个算几个，不管单双。我们那儿有个习俗：招待客人的菜不能是单数，单数意味着骂人。三嫂不管那套，做完了菜就让我们开“造”，还陪我们喝上两盅，我也就入乡随俗了。实际上，民间的很多习俗都是人们用来束缚自己的，其中有一些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却有很多的人甘愿受这样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她虽然和本山离了婚，但却从不说本山一句坏话，甚至连一句埋怨都没有。当然本山也很好地安置了三嫂，在铁岭留下了房子，还在大连给她买了房子，让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葛淑珍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她身上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不足，诸如寡言少语、没有文化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尊重。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坚强、善良仁义、任劳任怨、胸襟宽阔。在本山最困难的时候，她来到本山的身边;当本山辉煌以后，她又默默地离开。

三嫂是个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