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路梆子与北路地方民歌的相互借鉴作用！

引言

忻州市地处山西省北中部地区，东临太行山，西临黄河，北邻大同、朔州，南毗太原，素有“晋北锁钥”之称，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近代百余年来也是走西口的必经之地。忻州的地方艺术形式由于长期受到南来的省城文化和晋南文化以及北往的口外文化的三重影响，有着其魅力独具的地域色彩。

二人台是流行于忻州和整个晋北周边地区的一种传统民歌形式，它的音乐以当地山曲民歌“社火玩艺”中的的殃歌小调和道情戏中的部分乐曲为基础，又吸收了内蒙民间小曲以及陕北民歌中的一些曲调的特征而成，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北路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戏之一，是流行于忻州和晋北周边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地方戏曲之一。据史料记载，[1]在明初时期，曾经有过两次“大槐树”移民，有较多的晋南人迁移到晋北定居。移民们带来的晋南文化逐渐与当地的文化艺术融合起来，随着明中期以后走西口的逐渐兴盛，跟北上的蒲州梆子结合而逐渐形成了具有北路特色的北路梆子。

在北路梆子历史上有几句顺口溜说道“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指张家口至包头一线），老死在宁武朔州。” 忻州作为走西口的必经之地，自然成了以这两种艺术形式为代表的地方艺术的主要发生地和演出地。在忻州这片热土上，这两种唱腔艺术互相借鉴，相互促进，对忻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历史沿革

普遍认为忻州市河曲县是二人台的故乡，它最初是农民在劳动余暇自我娱乐的一种表演形式，大约形成于清末咸丰至光绪年间，它是伴随着走西口的逐渐兴盛，在蒙汉民歌和曲艺丝弦坐腔的基础上，吸收民间社火中的汉族舞蹈，又结合秧歌中“踢股子”等舞蹈动作发展而成的。

到清末民国初，内蒙古土默特地区开始出现了二人台职业班社，剧目逐渐丰富，开始由表演唱向代言体民间小戏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内蒙古与河北张家口等地出现了东路二人台的职业班社，初步有了行当之分，表演方式也突破了“抹帽戏”形式，唱腔向板腔体式发展。

建国后，二人台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先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山西、河北南部、陕西东部等多地建立了二人台专业演出团体和培养二人台演员的艺术学校。忻州作为二人台艺术的主要演出地之一，近年来演出团体和艺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说明了二人台这种艺术正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也说明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具有顽强艺术生命力。

如今，二人台作为忻州最具特色的地方艺术形式之一，依然是民间艺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受到百姓的青睐。

北路梆子最初形成约在明末清初，也是随着走西口的逐渐兴盛，在“山陕梆子”和“蒲剧”的基础上，结合北路民歌和地方戏的板式唱腔，又不断汲取其它剧种的养分逐渐形成的。到清代乾隆至咸丰年间，北路梆子已基本成熟，有了固定班社、剧目、名伶和演出规例。其活动地区除山西省的忻州、雁北地区外，还有内蒙古中东部、陕西省北部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等地。

在北路梆子的形成历史上，蒲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是北路梆子的“母体”。北路梆子的念白称为“蒲白”，很多北路梆子演出团体和艺校都要请蒲剧老师教“蒲白”，以求“字正腔圆”。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二年（1737）七月，有“大成班”在代州鹿蹄涧演出梆子大戏《龙凤剑》和《朱仙阵》。在蔚州，“梨园子弟歌珠少，雪面参军斜袖穿”，但官府老爷并不欣赏，因为它“不是帝京弦”，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蔚县志》载）靳云藩《蔚州观剧》，在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也有关于来自山西大同的“大云班喜唱梆子戏”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梆子戏已经在晋北、内蒙一带广为流传。

清代同治年间至抗日战争前，是北路梆子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班社多达百余个。有名望的班社有“三顾园”、“五梨园”、“成福班”、“同庆班”等30余家，更有因远去京师演出而颇负盛名的“大昌盛班”。抗日战争前，仅崞县（今忻州市原平市）班社就达30个之多；五台县虽属偏僻山区，也有7个班社。北路梆子班社之多，艺人之众，以这一时期为最。对后世有影响力的艺人就有“天明亮”、“捞鱼鹳”、“盖北京”等不下百位。

这一时期，在唱腔艺术上还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大同为中心的“云州道”（亦称“大北路”），以代县为中心的“代州道”（亦称“小北路”）和以河北蔚县为中心的“蔚州道”。它们既有共同的程式规范而又各具特色，名角们也多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和行当需要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竞相标新立异，促使北路梆子演唱愈加丰富多彩。

抗日战争时期，北路大地受到日伪军摧残，艺人们遭受各种迫害，不得不被迫停止演出。艺人“小十三旦”全家在崞县遭敌杀害；“小电灯”贾桂林隐名埋姓做了家庭主妇；“九岁红”高玉贵赶了大车，更多的艺人则停止演出，从此退出了艺术舞台。

“七七事变”后，北路梆子艺术有幸依仗晋绥根据地的绥蒙军区人民剧社、二中剧社、长城剧社的庇护，得以延续。人民剧社的“二梅兰”（雷艳云）、“七岁红”（马素琴）、“海棠花”（王秀英）等演员，辗转绥蒙、晋绥地区演出，为北路梆子艺术的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省内一直没有专业的北路梆子剧团。

1954年举行全省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前，党和政府派人敦请离开舞台18年之久的著名艺人贾桂林和高玉贵、董福、安秉琪等参加演出，引起轰动。

1955年2月16日，在山西省委和政府的关怀下，成立了“忻县专区北路梆子剧团”，忻县（今忻州市忻府区）逐渐成为北路梆子艺术的中心。

1956年，北路梆子赴京汇报演出，获得首都戏剧界与观众好评。1959年春，北路梆子随山西人民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演出，在杭州、上海等地公演，获得广泛赞扬。

此后不久，山西大同市、内蒙古包头市、丰镇县、忻州地区宁武县、五台县及雁北地区陆续建立北路梆子剧团，并在忻州、雁北创办两所戏曲学校，培养后继人才。

2006年5月20日，北路梆子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  二者的艺术特色和亲缘关系分析

北路梆子和二人台艺术诞生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又在数百年间的历史长河中齐头并进，时间和地域的统一性，使得二者不可避免地有着难以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河曲县是公认的二人台的发祥地，该县曾有上百年的走西口历史。在过去，“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这一特殊的原因促使当地百姓前往西口河套一带去谋生，谓之“走西口”。

那个年月，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兵荒马乱，自然灾害严重。出了西口，就到了口外的不毛之地，荒凉大漠，生死未卜。对家人来说，每一次出走，都有可能是生离死别。二人台的著名曲目《走西口》说得便是其中情愫：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也要白了头。

紧紧地拉住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虽有千言万语难叫你回头，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苦难和离别成了西口路的代名词，也成就了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忻州民歌凄厉婉转的唱腔特色。北路梆子在形成过程中大约也吸收了这种表现方式，并把它运用到戏曲唱腔中，形成了北路梆子“自然淳朴，高亢激昂”的唱腔模式。

二人台的唱词内容广泛，语言直白，都是生活中的所见所想所感，反应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曲调形式丰富，音调高亢、婉转。北路梆子是板腔体唱腔结构，分为“二性”“三性”“夹板”“慢板”“垛板”“流水”“倒板”“介板”“花腔”等板式。唱词句式结构多为上下句。如：

算粮昨日里武家坡去把青须菜挑

一军爷站面前甚是蹊跷

我看他像平郎当年模样

却为何三缕青须胸前飘

与北路梆子相似，二人台的唱词也多为上下句，比如歌曲：

三天路程两天到

不大大的那个小青马马多喂上二升粮

三天的（咳咳）那个路程两天到

水流哎嗨嗨那个千里归呀么归大海

走西口的那个人儿亲亲折呀么折回来

送情郎

送情郎送在大门外（哎嗨那是一个吆喂）

指头上抹下一个（哎嗨吆）戒指送给哥哥戴

与北路梆子唱词结构相似，这首民歌的歌词唱词结构为上下句结构。

北路梆子在当地又称“嗨嗨腔”，是因为在唱段中常有大段的“嗨嗨嗨”唱段。例如：

血手印

王桂英（哎嗨）在途中心似熬煎，

怨一声爹爹心太险（哎嗨）拆散我好姻缘。

害得我二八女孤雁我落沙滩。
心烦乱 泪如泉 苦痛口难言

（哎嗨）何处去诉冤。

在一定程度上，“嗨嗨嗨”甚至成了北路梆子的标志，一个唱段好不好，关键要看“嗨”得好不好，“嗨”得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嗨”得不好，有可能造成满堂皆输。

二人台也有类似的唱腔，例如《走西口》中：

爹爹名叫那孙朋（哎嗨嗨嗨）安

刚和泰春儿配成（哎嗨嗨嗨）婚

历史上，在各地的实际演出过程中，不同门类艺人之间常有互通的情况，到了近代，有的艺人甚至是兼唱二者的大家，如二人台艺人许海霞，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北路梆子演员。艺人之间的互通，自然而然地也就把彼此的一些唱腔和唱法融合起来，逐渐地，就形成了资源共享和互通有无的演唱格局。

在发音上和咬字上，河曲民歌里的一些衬词“哎咳”，在北路梆子唱腔里也能够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形成北路梆子区别于其它剧种唱腔风格。例如：

《红灯记》

爹爹给我（哎嗨嗨）无价宝

光辉照儿永向前（哎嗨嗨）

爹爹的品德传给我

儿脚跟站稳如盘石坚

爹爹的智慧传给我（哎嗨嗨）

儿心明眼亮永不受欺

爹爹的胆量传给我（哎嗨嗨）

儿敢与才狼虎豹来周旋（哎嗨嗨）

在表演方面，二者也存在着相互的借鉴作用，二人台和民歌是比较容易传唱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它产生于劳动，在表演方面要求相对自然大方，与现实的生活比较接近。但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唱腔到表演，要求更加程式化。它们在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共同传承和发展具有北路特色的艺术文化。

在曲调方面，二者同为民族徵调式，如《五哥放羊》这首民歌为民族五声徵调式：

该曲曲调委婉动听，表达了当地人民的真挚的生活情感。

北路梆子多为七声徵调式，如：北路梆子选段器乐仿唱曲：

五声徵调和七声徵调都是我国的民族调式，主音都为徵。五声徵调式在音阶排列里面出现了五个音，演奏或演唱出来的音乐效果富有情调，如上述在北路地方民歌里面的音阶排列只有五个音，比较简单，感情色彩轻巧活泼。而七声徵调式在音阶里出现了七个音，比五声多加清徵（fa）四级和变宫（si）七级，在北路梆子里演奏出来的音乐效果更加的激昂，感情色彩更加丰富，更体现出北路梆子剧种的地方浓郁的色彩。但它们两种艺术之间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的相似之处更能体现出北路音乐艺术文化的借鉴和相通之处。

三  两种艺术形式的现状与未来

在戏曲发展史和地方文化史的研究中，二人台与北路梆子一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河曲民歌、二人台、北路梆子等传统艺术形式分别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二者如同其它许多地方戏曲一样与同时代拉开了距离，那种万人争睹的景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传承乏人、演出市场萎缩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二人台和北路梆子。尽管它的儿女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对其加以抢救和保护，但它们正在走向没落的现状是无法扭转的。

原因如下：1、北路梆子和二人台等艺术形式缓慢的唱腔节奏不适合当今社会快节奏的要求；

2、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西化思想，人们对传统文化普遍存在抵触和蔑视心理，导致这两种传统艺术在民众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失去了市场；

3、国家和社会大环境对传统艺术的重视和扶持不够，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专门的北路梆子扶持基金，也没有哪个大学开设北路梆子研究课程和专业，导致北路梆子艺术的传承和研究只能在低水平阶段徘徊；

4、由于缺乏完备和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作支撑，也没有完备的演出体制，北路梆子和二人台艺术只能靠市场环境下艰难维持，很多北路梆子艺人只能兼作其它行业，导致专业水准逐渐降低；

5、随着演出市场的逐渐萎缩和别的艺术门类的冲击，二人台和北路梆子的演出只能越来越偏向边缘化，演出地点越来越向农村和偏远地区行进，其在主流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6、正是由于主流文化中正在抛弃传统文化，导致北路梆子和二人台艺术的传承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大学开设北路梆子和二人台课程或专业，青年一代但凡考取大学即可认为远离了这两门传统艺术。高素质人才的背离，导致这两门传统艺术只徘徊在低水平阶段，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人们对传统艺术的进一步蔑视，造成恶性循环。

笔者本人是从小在北路艺术的熏陶下长大的，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非常不愿意看到传统艺术走向衰亡，而更愿意看到它蒸蒸日上。所以，笔者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复兴传统文化，为北路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