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音乐二：“新式音乐社团”的兴起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

第二节 “新式音乐社团”的兴起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国内出现了兴办各种新文化事业，建立各种“新式文艺学术社团”以及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和出版物的风气。这种新的社会风气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1919年前后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中一部分爱好音乐的教师、学生先后纷纷建立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他们通过举办各种“音乐讲习会”等活动，组织有关中西音乐理论的学习。如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介绍“记谱法”、“基础乐理”、“和声学”等西洋音乐理论知识和进行有关钢琴、提琴、古琴、琵琶、唱歌、昆曲等音乐表演技能的传授，并通过举办公开的讲座和短期音乐训练班等活动，更广泛地传播中外音乐知识；进行有关西洋音乐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介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以及关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整理和研究，并通过出版各种音乐书刊进行交流和推广新音乐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和进行了许多音乐创作活动和各种音乐演出活动；这些活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音乐社团组织有“北大音乐研究会”（北京）、“中华美育会”、（上海）、“北京爱美乐社”（北京）、“国乐改进社”（北京）和“大同乐会”（上海）等。特别是上海的“大同乐会”，从1920年发起组建到40年代，是这些音乐社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民族音乐社团。“大同乐会”团结和组织了一大批民族音乐家，在挖掘、整理和推广我国的传统音乐以及在民族乐器的改革方面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

尽管这些音乐社团都是业余性质的，他们办社团的宗旨也基本接受了蔡元培提出的有关“美育”的主张，在当时对反对封建文化和旧思想的束缚，对推动新音乐的传播和促成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些音乐社团就是我国早期的一批音乐“学校”。这些“学校”对于介绍、传授现代音乐知识技能，对于活跃城市知识分子的音乐生活和对于音乐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启蒙和奠基的作用。

图例67 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合影

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我国早期的专业音乐学校和音乐科、系便逐步建立起来。如1920年 9月在北京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以及1920年成立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2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等等。后来于1926年在北京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音乐系，上海美专的音乐系，上海艺术大学的音乐系以及1927年在上海建立的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等。这些音乐教育机构的办学内容和办学方针，基本因袭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但主要还是参照欧、美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教育内容。

在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中，“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为我国培养专业音乐人才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专业的音乐院校。创办人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持校政的是萧友梅。

萧友梅（1884——1940），字雪朋，号思鹤，广东中山县人，我国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910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唱歌，并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教育。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大学毕业后回国。1913年又赴德国，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后以论文《关于17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有关教学的行政领导工作。1927年北京各艺术学校被政府勒停办后，他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帮助，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并担任该院的代院长。

“国立音乐院”于1929年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萧友梅一直担任该校校长。1940年病逝于上海。

图例6９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旧址

“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基本上仿照欧洲音乐院校的办学体制，其建院章程中提出了“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的宗旨；到1928年秋，设预科、本科、专修科等。专业有理论作曲、钢琴、管弦乐器、声乐、国乐等。教师大多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音乐家。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的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除萧友梅外，黄自等人也为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建立到1949年，历尽苍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专业音乐家，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为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的倡议下，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吴玉章为院长，沙可夫、赵毅敏、周扬等先后任副院长。音乐系的主任先后由吕骥、冼星海担任。“延安鲁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按照毛泽东题写的“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和“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中办学。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引下，课堂教学与深入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创作、演出与开展群众音乐活动相结合，并在学习、收集民族民间音乐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逐步积累了适应在战争条件下进行专业办学的丰富经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全国的解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图例７０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桥儿沟教堂旧址

由于新式音乐社团的建立和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城市中音乐演出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如“北大音乐研究会”（即“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艺专”、“上海艺专”以及后来的“上海国立音专”等都曾先后组织过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尽管这些音乐会大多是综合性的，规模也不太大，但这些演出活动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提高和音乐创作的发展，是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的。其次，这时期各大中学校的音乐社团以及教会学校的“团契”等也进行了不少音乐演出。此外，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管弦乐队”也定期举行交响音乐会，外国的著名音乐家如克莱斯勒、海菲兹、加利库契、夏里亚宾等，也开始来我国进行演出。#p#分页标题#e#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文化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我国专业的学校音乐教育也开始建立起来，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大中城市人民的音乐生活也比过去出现了显著、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