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当为天下死：浅析潮剧《袁崇焕》的人物塑造及其立意

去年，潮剧《袁崇焕》乘风直上，为浩瀚的历史剧星座增加了一颗流光溢彩的新星。它掀起了广大潮剧观众感情的波澜，为潮剧剧目宝库增加了一份可贵的财产，也给潮剧的历史剧作者增进了勇气和力量。

写好历史剧，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立意要新。这是因为：我们写历史剧的目的，是要通过戏剧，让人们重温历史的经验教训，温旧知新，从中得到启示。戏无主脑，则文不及义。主脑者，“作者立言之本意也”（李渔语）。而所立之意，如人云亦云，实不足取。故刻意求新，是有志之士在当前历史剧创作中的必攻之关。

取史作剧，必须忠实于史。就《袁》剧题材而论，既容易陷入昏君信谗屈杀忠良一类的窠臼，又由于爱国主义一类成功之作不少，近年的《满江红》《正气歌》就脍炙人口。为避雷同，作者必须另辟蹊径，提炼出一个独具创见的主题思想，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确立主线，开拓下去，生发开来，使戏的特性得以充分体现，所追求的艺术形象独立于舞台而不同凡响！可以想象，难度是很大的。作者在研究了大量史料之后，认为袁崇焕是明末抗击外侮的一面旗帜，因遭统治者的疑忌而惨遭杀害，具有与文天祥、岳飞等爱国英雄不同的特点。作为他的对手，却是既非酒色之徒，又非庸碌之辈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此人很有抱负，然又刚愎自用，惯于玩弄权术，性格比较复杂，有利于袁崇焕形象的塑造。据此，他们努力于去寻求“那一经撞击，便可迸射出火石的矿石”。
现在我们阅读剧本，《袁》剧非但文采风流，妙语如珠，可读性很强，还可看到，作者是倾满腔热情去刻画一个“男儿当为天下死”的“报国痴汉”——袁崇焕的艺术形象。

“男儿当为天下死”，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得“这一个”袁崇焕栩栩如生，可歌可泣；使得戏的思想内容深沉凝重、发人警省。这，该就是戏的灵魂，作者的立意所在吧？

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我觉得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恩格斯语）那就让我们沿着情节发展的脉络来研究袁崇焕艺术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探讨剧本的立意吧。

《袁》剧得意的一招是在矛盾冲突的激浪中展现人物心灵的奥秘。它首先着力于挖掘主人翁袁崇焕的那股如火的“报国痴情”，并以这股“痴情”作为影响全剧的情感线来左右着戏的结构。

袁崇焕功勋卓著却遭贬逐，以致帷幕一拉开，这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却漫游在风景如画的罗浮山。道土劝他抛弃尘俗，出世修道；叶夫人劝他“从此林泉息老影，清风明月是知音”。袁却慨叹：“国家多事身无事，徒作浮生寄世人”，真是人闲心不闲，深藏隐忧，报国痴情，初露端倪。朝廷连降三旨，升他为兵部尚书，催他回朝述职，他坚辞不受。而当苏女飞骑万里，从辽东赶来见他，诉说将军战死，敌骑凶残，带来边防将士“连天烽火独思君”的信，这就象一根点燃他那股痴情的导火线，即时心如火燎：“弟兄新战死，我身愧独存，国耻臣心在，胸间涌风云！”拉着苏女，火速就道，军前效命去了。一到边庭就整肃军纪，怒斩内奸王之仁，稳定边境局势。又以崇祯所赐之酒，命人“抬于飞瀑之上，随流倒下”，使万众将士“临流取饮，共沐天恩”，以他的痴劲去激励将士们的爱国感情。于是群情激越，发出了“边士甘赴死，横戈逐狼豺”的震天撼地的吼声。袁家军的忠勇壮烈，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随即，袁崇焕又以“九千疲惫之师，挡十万虎狼之敌，疾行千里，恶战经旬”，来救京师，却不料被崇祯锒铛下狱。变故，没有使他改变初衷；迫害，不会减弱他的报国痴情！他身带铁镣，在黑牢中谛听沉沉炮声，发出那“凭谁问消息，炮声报敌情……欲死不得战不能”的悲愤；那与夫人狱中相会“不见征袍见囚衣”、求夫人把他“当作大明国里一个亡命之徒”的撩动肝肠的心声，能不催人泪下么？

报国建功，反遭迫害，比之报国无门的志士，其遭遇更加悲惨！然而，当首辅钱龙锡夜扣牢门，求他写书召回辽东之师，以救帝京之危时，尽管明知此举更会招致疑忌，必死无疑！尽管叶夫人再三劝阻，他还是“心碎不忍河山碎，一身甘负万重冤”，跪求夫人成全他“为天下死”的“痴情”，竟自咬指蘸血，写书祖大寿，召辽东兵马来救帝都，其“痴”之为甚者，莫过于此。

京都解围了，但，死期来临了，戏剧矛盾推向高潮。

那清风明月之夜，竟然是杀人的时辰；那道貌岸然、自命“英明”的君主，竟是作恶的凶手；那香醇的美酒，成了活祭的奠品；那生不如死的诱饵，却包含着不可理喻的皇权！这是一场写得十分精彩的戏，作者没有把笔墨缠绵于生离死别的悲痛之中，而集中在崇祯提出的“生路”和袁崇焕追求的“死理”上去展开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两个对立人物的崇高与卑鄙。崇祯要他“将差就错苦认罪”，就是“轻描淡写”、只要能维护“天威圣德”也行。袁却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愿当“巧扮颜色媚君王”的利禄小人；表现他“飞蛾投死扑火来”的高风亮节；“好剑宁折不愿弯”的铮铮铁骨！最感人的还是作者始终抓住刻画他的那股“报国痴情”，在“生死须臾间”，进一步去抒写他那最可宝贵的“痴”劲。袁崇焕求生不能求死理；求理不成只求时，要求趁月圆时成全他求死的意愿。意境是多么壮烈而又多么苍凉！

一方面，对于他，慷慨赴死，义无他顾；另一方面，当崇祯要杀害前来叩跪求赦的苏女时，正是袁崇焕这个铮铮铁汉，以临刑之身，伏地叩头，请允他“最后之求”，开恩赦免。对自己，视死如归，对苏女，为什么就非为她求赦不可？因为：“辽东兵将，派她叩跪皇廷，若忍杀来人，将致军心绝望，激成汹汹之变。倘若他等会同胡兵杀来，谁能抵挡？岂不是亡国可待、亡国可待啊！”这一段声随泪下的痛切陈言，真把一个“报国痴汉”的耿耿忠心，刻画得入木三分。
“已是囚身三尺地，安念狱外万里天？”他的部将祖大寿对他的愤评，在这里获得明确的答案：在抗击侵略、胜利进军的疆场中，由他亲手树立起来的袁家军大纛之上，洒满了千百万忠勇将士的鲜血。如今，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袁家军的光荣，来完成“男儿当为天下死”的誓言。他希望与他共患难、同甘苦的辽东将士明白：“江山不属谁己有，国乃万姓之家邦，只须大明不亡国，崇焕冤死有何妨？”他还要“魂飞国门去”，与那曾一起餐风饮露的战友“相与卫河山”！步步深挖，字字铿锵，一个崇高感人的形象，不就屹立在眼前么？

剧本对崇祯朱由检的形象塑造更别具一格。他“这一个”不但本身独一无二，而且对衬托和推进袁崇焕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历史上的崇祯皇帝，曾因他那份在闯王进京前夕写的“毋伤百姓一人”的遗诏迷惑了不少后人。事实上此人志大才疏，多疑善妒，而且残忍成性，由他亲手制造的冤案就不知有多少。据查考，他在位十七年就换了五十个宰辅，其中被杀的不少。剧本忠于历史，再现了这一封建君主。他排除张皇后等的干扰，起用袁崇焕。对于袁提出的平辽方略“五年计划”，他立即批准。当袁要求他“信而勿贰，用而勿疑”时，他还亲赐尚方剑，又命设宴饯行，但随即又命心腹奴才去当监军。他一方面罢歌舞、戒奢华，万事亲躬；另一方面又亲小人，远贤臣，诸多疑忌。他怀疑袁崇焕通敌谋叛，却又为他开脱，说他“也许诗酒忘情，一时失言”。总之，在人前他很想扮演一个豁达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物，信天下难信之人”的“英主”，事实是个十足的两面派！他的性格的要害还在于他的自诩圣明，不惜以残忍的手段来维护他的“天威圣德”。他既明袁崇焕之冤，不但不肯改正，还最终杀害了当时国家的擎天柱，以致自毁长城，加速了朱家皇朝的灭亡！这一点，他当时未必认识到，即便认识了，我以为他仍将这样做，因为这是被他这一极端自私的本质决定了的。

《袁》剧的立意既然在于刻画一个“男儿当为天下死”的“报国痴汉”袁崇焕的形象，那么，崇祯的形象就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立意的深刻性。他杀害袁崇焕是基于维护“自我”，即袁崇焕必须“为我而死”，这正与袁崇焕的“为天下死”形成鲜明的对比。按照崇祯的逻辑：“我”就是真理，“我”的话一言九鼎，“何物不随我方圆？”你还求什么“死理”？这一人物塑造的成功就在于它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引人深思，发人警省！

剧本围绕着袁崇焕冤案的发生和发展，组织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卷入了斗争的漩涡，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化了剧本的立意，使得“男儿当为天下死”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内容。

那个既是“好人”又是“苦人”的首辅钱龙锡，来请袁崇焕写书，他何曾不知此举将置袁崇焕于必死之地，他自己也必受株连。然而，他们都是愿为大好河山赴汤蹈火的忠臣良将，要救京都，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老命一条，心中有数”，他也是愿为“天下死”的，这一人物，出场不多，却感人至深。他与袁崇焕的“推心一夜谈”，不就促进袁崇焕定下“我为江山死何憾”的决心么？

还有那痛恨临危夺帅而又英勇杀敌的祖大寿；那集国仇家恨于一身、报仇心切而触犯军纪的赵武；那深明大义、死在夫前的叶夫人；那父亲战死反“招灾”的苏女，不是还为抗外侮、卫山河而多次万里奔波么？还有那始而劝袁崇焕“身离尘俗”“返璞归真”的道士，最后也不是赶来要求与袁崇焕同死么？他们的身份各自不同，却都在袁崇焕“为天下死”的精神感召下，以天下为心，各去献出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牺牲。

“男儿当为天下死”的思想内容，是袁崇焕区别于其它爱国英雄的特具风采的重要标志。他以被排挤的在野之身，慨然赴难，知其该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身在牢狱、心在天下的博大情怀；那“横戈原不为封侯”的高贵情操；那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男儿当为天下死”又区别于“君要臣死臣须死”的愚忠式人物。历史人物，把君国和天下划上个等号，这是不足为怪的。袁崇焕可以为天下、也即为君国而死，累死也行，战死也行，只要死得清白，死而无憾！但却不能接受君主的无端加罪、无理要求而死！求“死理”使袁崇焕不同凡响，就因他不单有顾全大局的伟大情怀，还因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个性色彩鲜明，形象丰满，故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

当然，袁崇焕形象的塑造，还不能说已经完美无缺。他在与崇祯的斗争中，显得锋芒毕露，对崇祯的所思所为，似乎都了如指掌，缺乏斡旋、思虑的余地，难以多侧面的细描。剧中的个别次要人物，如张皇后、祖老太，似乎为了使戏路不致过“硬”而加进去的。张皇后在戏中的作用不大。祖老太则似嫌“作用”过大，有人说她象现代剧中的“女政委”，在边防前哨的紧张战斗中，这一人物从何来？因何来？似也交待不清。我还以为：与袁崇焕相依为命、甘苦与共的叶夫人，倒有点时来时往、若即若离之感，作者似未曾考虑让她贯串全剧。事实上她却是必不可少，而且能使戏“放软”的一个重要因素。

浅析粗论，均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