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璟碑》看颜体何以常兴不衰

颜真卿(709-784)，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颜真卿的字体博大雄浑，形成以“筋”为主的“颜”风格，素有“颜筋”之称。他的字粗壮而不笨拙、刚毅而不呆板，备受后人赞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人。颜真卿的楷书已形成一种范式，后世学习者极多，甚至有“学书当学颜”的说法。

宋璟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四大名相”之一，邢州人。《宋璟碑》是宋璟墓的神道碑，全称为“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因碑文题后结衔有“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字样，所以也称为“颜鲁公碑”。该碑现坐落在河北省沙河市东户村乡中学院内，碑高4.08 米，宽1.6 米，厚0.47 米，碑的正面、阴面和左右两侧均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书，洋洋洒洒三千余言，尽述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首呈半圆形，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碑额为方形，正中阴文篆书“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20 个大字。原有仰首赑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但如今已逸失。《宋璟碑》被称为人、文、字“三绝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笔者试图从《宋璟碑》看颜体书法何以常兴不衰的角度，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宋璟为《宋璟碑》打下基础、搭建平台，颜体让《宋璟碑》光彩照人、流芳百世

宋璟作为唐朝一代名相，尝作《梅花赋》并以梅花自喻，品格高尚，政绩卓著。正是由于他“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为时人敬仰。尽管宋璟本人在世时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在他身后会有《宋璟碑》的事宜，然而，他一生的人品、风骨、政绩、功德，确确实实为《宋璟碑》打下了基础、搭建了平台。唐代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出于对宋璟的敬仰而操笔撰写道德文章、书写《宋璟碑》碑文时，已经65 岁，可谓“人书俱老”，书法艺术已至炉火纯青的境界。于是，《宋璟碑》集道德文章、翰墨艺术于一体，赫然问世，光彩照人。此碑书体圆健浑厚，古朴苍郁，是颜书中影响较大、历来为人称道的碑刻。正是宋璟的功德、颜真卿的书艺相映生辉、相得益彰，才使得《宋璟碑》传世并名闻中外。正如清大学士魏裔介在《宋广平碑跋》中所说的：“其神道碑文乃颜鲁公撰并书，文则景星庆云，并字则龙翔凤翥。盖文贞公为有唐一代奇绝人物，而鲁公气节皎皎，与日月争光，精神相耀，故不肯轻着一笔，真世之鸿宝也。”

二、“刚直不阿”与“忠义光明”相映成趣，颜真卿的人品奠定了其书品的历史地位

宋璟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正好与颜真卿的“忠义光明”相映成趣。颜真卿正是抱着一颗对宋璟的崇敬之心投入到《宋璟碑》的撰文和书写中的。而颜真卿的“忠义光明”思想和他忠义大节、道德君子的高洁人品正照应了其“刚正不阿”的书体。书法艺术象征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精神，这种人格、人品对书作的影响是通过作者对书法总体的审美取向显示的。书法作品是作者精神的物化形式，作者的精神境界会自觉地融入到作品中;作品不仅荟萃了作者的独特见识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同时也体现着作者的人格和修养。颜真卿的书法，其笔画中的刚劲独立、挺然奇伟的特色，代表了当时社会壮美的时代风格，展示了一种蓬勃向上、生机盎然的时代精神。人们论书品当提人品。书法作品要达到“风神”的境界，首要的条件是人品高。由于宋璟“刚直不阿”的高尚人品感染了颜真卿，而颜真卿则以精湛的书法将自己“忠义光明”的高尚人品渗透进《宋璟碑》中，两者高尚的人品、人格的“神”与“韵”相汇相融、相辅相成，从而成就了《宋璟碑》的流传价值，也奠定了颜体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关于颜真卿的“忠义光明”，笔者曾听到过不同的声音。多数人对其“义”没有异议，而对其“忠”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有人甚至说，颜真卿的“忠君”思想其实是一种“愚忠”，是取悦于统治者而背叛劳动人民的思想，他的书法是被统治者“捧”起来的。对此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相反，笔者觉得，他的忠君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笼统地拿“造反有理”的框框来套用，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针对历史现实，颜真卿的忠君在当时来说就是爱国、爱民，他忠君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过上稳定的安居乐业的日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企求和谐社会。

至于有论者说是统治者“捧红”了颜真卿，笔者更不敢苟同。因为，稍有艺术常识的人都懂得，书法是高尚的艺术，书法的含金量不是谁捧谁不捧的问题，能够世代流传才是上乘佳品。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他们心中的秤“称”出他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后世，颜真卿的作品正属于此。相反，若单凭几个统治者的“捧”，颜真卿的作品又能被“捧”上多少年?

历代书评者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更多是谈颜书的忠义、君子之气。由此可见，人们在承认颜氏书法的同时，早已承认了颜真卿的忠义之气，忠义之气也贯穿了他的书法。且看颜真卿的人生轨迹，即足以说明他的忠义之气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
颜真卿被世代推崇的是书法，其实他在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所做出的努力也是被人称道的。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在官场上几番起落，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皆以忠于社稷为重，并最终定格在忠臣这一称号上。天宝九年(750年)，颜真卿由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在此期间，御史吉温出于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宰相宋璟之子)，颜真卿于是上折：“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乎?”宰相杨国忠及其党羽便把他当成异己加以排斥。天宝十二年，颜真卿被调离出京，降为平原太守。平原郡属安禄山辖区，安禄山谋反初露苗头时，颜真卿暗中高筑城墙，并在墙边深挖战沟，招募壮丁，积储粮草，加以防范，表面上却做出每日与宾客泛舟饮酒、不问世事的假象。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河北二十四郡除了平原城守备很好外，其他城均失守。建中三年(782 年)，唐德宗想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却引发了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兵势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朝廷进攻，朝野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欲借机铲除异己，于是推荐了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此时颜真卿已经是七十开外的老人了。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镇去做劝导，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只带了几个随从就赶往淮西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后为李希烈缢杀。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从不阿于权贵，不屈意媚上，以“忠义光明”名扬于时、流传于后世。书法史上视人之忠奸而评价不同的例子有不少。宋代蔡京本为大书家，近年有人提出“宋四家”之“蔡”当为蔡京，而非蔡襄，只因蔡京奸佞，故其书不为人所重，其书名也大受影响，这是典型的一例。类似的有元代书家赵孟頫、明末清初的王铎，后人对其评价亦有微词，厌其人遂恶其书的事是很正常的。反观颜真卿，其书法所达境界确实可与王羲之比肩，他同时又是一位忠臣义士，二者合美，因而其书名传于书史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宋璟碑》彰显了宋璟的功德，颜体的艺术魅力道出了常兴不衰的奥秘

《宋璟碑》彰显了宋璟一生“刚直不阿”的高风亮节，同时也展现了颜体的艺术魅力，道出了其常兴不衰的奥秘。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他开创了宏博深厚的书风，其书法和前人相比显示出不加雕凿的坦率和真诚，大刀阔斧，深厚刚健，峻劲纯朴。他的字既没有“二王”的柔媚灵巧，也不是张旭的华丽多姿，不靠人为的雕凿，全然出于天然的本性。透过《宋璟碑》，我们可以看到颜体一贯的艺术魅力。如他的行书《祭侄稿》，运用方笔居多、圆笔为少，即使圆笔也是立体感的线条本身之圆，从整个字的外观来看，基本为正方形。这即是常说的“内圆外方”，给人宽厚仁慈、博大深邃之感。颜真卿

67 岁时在浙江湖州任上所书的信札《刘中使帖》通篇矫健奔放，纵横开阔，又笔酣墨饱，意态恬适，欢快的心情跃然纸上，开创了宏伟壮观、气势开张的新气象。

颜真卿这位从小以黄土帚扫墙习字的颜氏幼苗，几乎在一开始就站到一个较高的书学起点上。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六世祖颜之推是北齐著名学者。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的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而在书学上他则经过了几乎长达三四十年岁月的历练，才稍成自己的面目与气候。继之又以数十年功力百般锤炼、充实，使得“颜体”形神兼具，而其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颜真卿一生书学经过三个境界的历练。第一境界从初唐而来，又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这种境界的历练又多循张旭所示之门径。第二境界是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时间为其50 岁后至65岁。在这一阶段颜体形神兼具，已渐成熟。颜真卿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以及其后接二连三地被黜，使他一次又一次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从书生到斗士再到统帅，从立朝到外黜再到立朝，生活方式频繁转换，人生体验更加丰富，艺术体味也就更深。这些，皆被颜真卿“一寓于书”。他将前期的颜体反复锤炼，炼形炼神，从而神形兼备，终至成熟。从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加强了腕力，中锋运行，取篆籀方法，圆转藏锋，如“印印泥”。横画形成“蚕头燕尾”，竖画则成弓弩蓄势之形，笔画之间采取横细竖粗的对比错综方法;在钩末、捺末挑踢出尖锋，耀其精神，其捺笔表现出一波三折的节奏;其直钩、平钩、斜钩饱满取势，弯度均匀，圆劲有力;其折笔则提笔暗转，形成斜面折下，以“折钗股”拟之。从结体上说，方正端庄，稳健厚重，中宫宽绰，四周形密，不以重心欹侧取势，不以左紧右松取妍，而像篆隶书般以对称的正面形象示人。在布白上，字间栉比，行间茂密，以形密取气势，不以疏宕取秀逸。此时颜真卿已一扫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壮;前者雅，后者直;前者瘦，后者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真可谓“变法出新意，雄魂铸颜体”。颜真卿在65岁以后至被害的十年中，可以说是第三境界的历练。此时他的书法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颜书在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的生机，在疏淡中显示质朴茂密的风神，在笔锋得意处显现功力的炉火纯青，在圆润丰腴中透露自己的豪迈气度。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真卿晚年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其生命与书艺在反省中得到悟彻，并将生命哲学与书艺哲学打通，因此，既在点捺撇画中留着生活的血泪斑驳，又在笔墨的动势中洋溢着生命的颂歌;既在线条的起落移动中灌注一腔豪情，又在栉比鳞次的布白中激射人格光辉。至此境界，其书如老枿枯林，却有浓花嫩蕊，一本怒生，万枝争发，生机盎然。

颜真卿的许多书碑创作形成清雄遒伟、宏博开张及古拙淳厚、圆健雍容的两种书风。其书磊落奇伟，气魄宏大，书体苍劲遒丽、古朴苍郁。他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颜真卿高尚的人格相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颜真卿的一生及其人品和书品，给予今天学习颜体字的人们一个启示：学颜体应重在学习它的神与韵的精髓，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其形、仿其表。也应像古代书法家那样在学习颜体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如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等书家都是在学习颜体的基础上创新的，这些都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高度。颜真卿是书法史上继“书圣”王羲之之后又一位开一代书风的人物。其书艺精湛宏远、博大精深，对后世学书者有深远的影响。研究探讨颜体的诸多课题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进一步将颜体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在新的的高度上让颜体理论于更深、更细之处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