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训碑》原题《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现存陕西省蒲城县。碑文三十行，每行七十字，是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代表作之一。我们都知道晋代王羲之为行书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羲之的行书从东汉刘德升、三国钟繇一脉传下，又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大胆的“改体”（唐代张怀瓘《书议》《书估》中都记载了王氏父子关于“改体”的言论）。虽然其真迹现已片纸不存，但我们从流传下来的摹本、刻本中仍可看出，其行书的笔法已趋于完善，点画的起笔、行笔、收笔，连带下笔的带法、顺接上笔的承法，几乎无所不备用；结字的避就揖让、大小错落的间插、留距炼行和行间布白，也都形成了法度。这些宝贵的遗产滋养了一代代行书名家，成为人们学习行书的典范。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王字也并非毫无局限性。魏晋南北朝的应用字体承袭汉隶“碑版体”与“简牍体”分工的传统，以庄重矜持的“魏碑体”楷书写碑，以流利婉转的行、草书写书信等日常文书（流传到后世就是“帖”）。二体风格不同，各有用场。正如清代阮元所指出的：“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居其胜。”（《北魏南帖论》）王羲之的行书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风格体便只考虑手写文书、尺牍的要求，形成寓刚健于婀娜的特色，是非常自然的。以王字写简札，无可挑剔，但自从唐太宗李世民首倡以王体行书写碑，它就显出短处了。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极度尊崇王羲之，在为《晋书·王羲之传》作的题辞中，历数各家之失，独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他大量搜集王羲之墨迹入宫，甚至去世前还遗诏将《兰亭序》殉葬昭陵，可见笃好之深。李世民曾亲自用王体行书写了《晋祠铭》《温泉铭》二碑，这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入碑之始。现在《晋祠铭》原石尚存，《温泉铭》也有拓本传世，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的用笔、结体乃至风神，确实深得王羲之法乳。两碑拓片裱成卷册，十分耐看，但若将它们放到寻丈高的丰碑上去观察，则未免稍显靡弱和散漫。这个问题不是王羲之或李世民的技法问题，而是行书字体第一次入碑时所表现出的对新用途的不适应。李世民的尝试无意中提出了一个“行书如何发展以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课题，李邕的行书正是由于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课题而光耀唐代书坛。
李邕（678—747），字泰和，唐扬州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人，着名《文选》学家李善之子。初为左拾遗，后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世称“李北海”。他秉性刚直，才华横溢，极富政声、文名。传世书作有《麓山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卢正道碑》等。与唐代大多数书家一样，李邕的书法是从学王羲之入手的，但他能“入”能“出”，在王字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宋代《宣和书谱》云：“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着。初学右军行法，顿挫起伏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李邕是行书入碑的积极拥护者，他所“摆脱”的“旧习”，正是王体行书不适应碑版的那些局限。从《李思训碑》笔法、结构特点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会看到，李邕大量地将方笔魏碑楷法融入行书，使之在婉转流畅中增加了古拙、刚硬的部分；大胆地以“左高右低、上舒下敛”结构改造婀娜多姿的“王体”，使之具备既峭拔开张，又稳固结实的特性。总之，李邕的字汇合了魏碑体正楷与王羲之体行书的长处，这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行书入碑”的课题。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实为妙喻。李邕生前“碑版照四裔”，身后影响不绝至今，不是没有道理。
练过楷书的人转习行书，容易遇到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刚入手时，由于已经习惯了写楷书规规矩矩的慢节奏动作，对于行书范本上那种快速流动的笔致感到眼花缭乱，尽管全力摹仿，还是写得僵直破碎，顾此失彼。第二个难点是写了一段行书后，圆转急行、牵丝萦带、省变笔画、放纵体势的技巧达到一定熟练成度，不再受楷法的束缚了，却又容易出现行笔油滑、线条纤弱、缺乏顿挫、结体散漫的毛病。《李思训碑》是“体兼行、楷”的代表作，运笔虽然流畅，但顿挫已很分明；存在牵丝萦带但很少连续使用。如图1，上层六字选自《李思训碑》，下层六字选自《集王圣教序》，从它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色。这首先就使临摹者的手、眼、脑不致应接不睱，有理解、适应、消化的余地。其次，当临摹趋于熟练之后，《李思训碑》又以其鲜明的顿挫、节奏提醒人们力戒油滑靡弱，选用李邕行书做入门的初阶，有利于克服以上两个难点，这也是《李思训碑》书法艺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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