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
张裕钊（1823-1894），近代散文家、书法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考授内阁中书。后入曾国藩幕府，为“曾门四弟子”之一，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清史稿·张裕钊传》）。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与黎莼斋书》）。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范当世、马其昶等都出其门下。
张裕钊论学，继承桐城余绪，认为汉学“枝辞碎义”，“穷末而置其本，识小而遗其大”，宋学“专从事于义理，而一切屏弃考证为不足道”（《复查翼甫书》、《与钟子勤书》等），主张“学问之道，义理尚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须为用，然必以其一者为主而专精焉，更取其一以为辅，斯乃为善学者”（《复查翼甫书》）。
张裕钊为文，推尊桐城义法，言“不信桐城诸老绪论，必堕庞杂叫嚣之习”（姚永朴《旧闻随笔》）。又师承曾国藩，力救桐城派古文气弱之失，强调“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答刘生书》）。故其行文思力精深，黎庶昌称其“渊雅超逸”，“论醇辞足”（《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更推尊他能“变而后大”，“独得于《史记》之谲怪”，虽“文气雄峻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与姚仲实》）。张裕钊自许亦甚高，自称撰《书元后传后》近似西汉人，不下于方苞、姚鼐、梅曾亮诸人（《答李佛笙太守书》）。
张裕钊也能作诗，多牢骚抑郁语，如《读史》等。亦有忧愤国事之作，如《孤愤》、《与友人夜话》等。所以吴汝纶《依韵奉廉卿》诗说：“张叟用文娱百忧，风涛入笔倒如流。”张裕钊的书法亦名重一时，有《张廉卿先生论学手札》等墨迹多种行世。笃精古文辞，被称为桐城派之胜流，工艺法，康有为称其“集碑学之成”，推崇有加。其书法险峻中见刚健，在日本颇有影响。
主要著作有《濂亭文集》8卷，《濂亭遗文》5卷，《濂亭遗诗》2卷。1916年，裕钊后人重刻文集，与遗文、遗诗，合为《濂亭集》。
《南宫县学记》是我国晚清时期的书法大家张裕钊先生，于光绪12年（1886年）为重修南宫县学而撰写的记事碑文，是张裕钊创造的“南宫体”书法的代表作品，成为传世名帖之一。据悉此碑已不存在，拓帖也极为少见。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官至内阁中书。张氏生平以治文讲学为事，研究训政、专主音义、潜工古文，曾先后主讲武昌经心书院、勺庭、保定等8所书院，是我国明清时桐城派古文八大家之一和杰出的学者。张氏又善书法，他从写《张猛龙碑》入手，勤奋钻研，不断进取，成为清代一位有成就的著名书法家，张氏书法风格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对北碑书法艺术，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和发展，在国内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近代书法大师康有为曾高度评价张的书法。“廉卿书事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审其落墨运笔，中锋必折，处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弟子遍及海内外，日本的宫岛大八先生是张裕钊的海外著名弟子，曾创办书院，传播张氏书法，成为日本书法的一大流派。
值得一提的是，《南宫县学记》帖不但书法一流，而且碑文也写得极好。特别是在文中击中时弊，痛斥科举制度之弊端，尤其令人钦佩。碑文中写道：“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之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仕，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
张裕钊的这种论点，在康梁维新变法之前，有如此之高见，又有如此之胆量，实在难能可贵，不愧为一代大家之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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