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法（七）浓墨宰相

乾隆四十七年，对于六十四岁的刘墉来说，是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刚刚才过了正月，虽然还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但刘墉却在飞扬的雪花中早早地嗅到了春天的气息。这时候的刘墉虽然还在任湖南巡抚，但他已经接到了御旨，他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就是大清朝的监察院长官。他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了。 　　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张业法：“刘墉除了他的政治身份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对刘墉来说，这个身份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能够让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的原因，那就是，他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是清代帖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称他为“浓墨宰相”。”

从乾隆十七年刘墉考中进士到担任湖南巡抚，除了在乾隆四十一年，回京担任过一年内阁学士外，他就一直在地方上任职，从学政、知府进而攀升到了一省的方面大员。从山西、陕西再到江苏、湖南，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刘墉也已经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但他又怎么能甘心长期被排除在京城之外，只是做一个方面大员呢？刘墉的这种不甘心是颇有些依据的，除了对权力的欲望外，还因为他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他仕途生涯里的坐标。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备受乾隆皇帝信赖，以至于乾隆赞叹道：刘统勋不愧为真宰相。在刘统勋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他既是内阁首辅同时又兼任军机处的首席大臣，作为臣子，这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最高点了。

乾隆三十八年，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刘统勋奉旨入宫议事，他冒着寒冷的夜风走进轿子。当他乘坐的轿子抵达东华门前时，轿夫打开轿帘，却发现刘统勋已昏迷不醒。尽管乾隆立即派御医赶来抢救，但这位操劳了近半个世纪的老臣却始终再没有苏醒过来。谁也不会料到刘统勋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的奉旨入宫。对于这位股肱之臣的去世，乾隆皇帝非常悲痛，亲临其丧。乾隆对刘统勋一生的评价是：神敏刚正，终生不失其正。并把对臣子的最高谥号“文正”赐给了刘统勋。

北京东城礼士胡同129号，这座四合院就是清乾隆时宰相刘统勋的府邸。刘墉自乾隆十六年入仕以后，就住在父亲府邸里面。多年以后，再一次回到这里，触景生情的刘墉，心中自然是百感交集。

1782年对刘墉来说果然是一个好年份，这年11月，回到京城不久的刘墉在升任吏部尚书后又被奉派在上书房，也就是皇子们读书之处的最高行政官员，以后刘墉长期兼任此职，这成为他一生中兼职时间最长的一个职务。

11月的京城，天气已经传来丝丝凉意，然而刘墉的心头，却涌动着融融的暖意。他知道，入主上书房责任重大，因为这个职务最有利于和皇子们建立起特殊的师生关系，所以担任这一职务意味着往往能受到皇帝的宠信和抬爱。当然刘墉也知道，今天自己能够和皇上宠信的满洲贵族大学士三宝、嵇璜共同掌管上书房，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他那一笔出神入化的好字。

刘墉的书法在当时就拥有很大的名气。清代学者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黄钟、大吕之音，清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成自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贤之大成也。”

刘墉书法的风格和明代以来帖学传统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他不追求一般学帖者习惯的流畅婉丽或纵肆跳宕，而是以丰腴浑厚的点画、率意松散的结字和浓重的墨色，成功地营造出一种雍容、静谧甚至还带有一些慵怠落拓之相的美感。

这里是绍兴兰亭，1600多年前，被后世书家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就在这里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伟大之作《兰亭序》。千百年来，兰亭成为了无数书家心目中的圣地。这块碑被称为“兰亭御碑”，无论是它的高度还是它的重量，都堪称中国古碑之冠。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手书的《兰亭序》全文，背面是乾隆皇帝游兰亭时写的七律《兰亭即事》，因此，后人把这块碑称为“祖孙碑”。康熙和乾隆，清朝268年历史中最有作为的两代帝王，在中国书法的圣地，同时用翰墨在同一块石碑上表达了对汉文化的崇敬和亲近。

尽管刘墉博览群集，书名远播，又是名臣刘统勋的儿子，但他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却是一个迟到者，直到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刘墉才考中进士，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二岁了。关于刘墉在乾隆十六年的这次顺利入仕，民间一直流传着种种说法。

根据记载，乾隆十六年科考的状元并不是刘墉。既然刘墉的考卷被众人推为第一，那乾隆皇帝为什么没有让刘墉成为状元呢？据王培荀的《乡园忆旧路》中记载：“刘墉殿试卷以前十本进呈，已名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之士，遂有意拔吴云岩鸿居榜首。”

另有传闻说，因刘墉驼背，其貌不扬，遭遇乾隆鄙视。乾隆为了取笑戏弄刘墉，让他以自身为题当场赋诗一首。刘墉忍辱负重，当即吟出：“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

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历史上的刘墉是否有驼背的残疾，史书上并无记载。问题是，民间传说中的刘罗锅是个机敏绝伦、敢于讽刺皇帝、鞭笞佞臣的化身。那么现实中的那个刘墉，在历经了20多年的宦海沉浮，终于回到了皇帝身边以后，他的作为是否和民间传说中的一致呢？

据《栖霞阁野乘》卷下《刘文清轶事》条中对刘墉的记载：“刘墉任外吏时，清勤刚正，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黄霸入相，声名顿减。时和绅方炙手可热，刘墉惟以滑稽悦容其间。”也就是说，刘墉早年以清官的形象，直声闻天下，而进入宫廷之后，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圆滑事故起来。

1782年，刘墉回到京城时已经六十四岁了。此时，比他小三十岁的和绅因为机敏年轻而备受皇帝的赏识，在政坛上迅速崛起。那么刘墉与和绅的关系是不是就像民间传说中的那么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呢？

我们仔细查阅了清朝的相关资料，在与和绅同殿称臣的二十多年里，刘墉并未利用左督御史所享有的稽查之特权，以及担任吏部尚书主持京察大计的有利条件对和绅及其朋党进行有效地监督和弹劾。在这一方面，刘墉的确不像他的父亲刘统勋那样有棱有角。
由此可见，民间传说中的那个刘罗锅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个充满智慧、敢于伸张正义的化身，刘罗锅已经同他的原型刘墉分道扬镳了。虚构的形象活跃在舞台上，而真实的历史人物留给后人的则是充满矛盾与苦涩的回味。

当时刘墉的这种处世方式在官场并非个别，由于封建专制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极端强化，统治者并不希望他的臣属追求好的名声，因为在他看来，臣属获取好名的努力既有碍于朝廷吏治，也不利于维护专制权威。然而，士大夫要追求流芳百世的愿望自古就是一种传统，要想改变这种传统，岂是一朝一夕。乾隆帝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他解释说：“朕以为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隆帝“本朝无名臣”之说，固然说明了乾隆皇帝独裁天下的专制心态，但皇帝的这种说法也从理论上断绝了士大夫“名垂青史”的人生理想。出身清官、名相之后的刘墉，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求名之心。这也许是刘墉个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宠爱的奥妙。

乾隆二十年，远在西北边陲的刘统勋因一纸疏奏而遭灾祸，刘墉及其家人均被株连，家产也被查抄一空。入狱后，面对着徒有四壁的牢房，不知刘墉都在想些什么。一个多月以后，获释出狱的刘墉即在自己的日记中提醒自己：今后为官为事要切记“敏于行，纳于言”的圣训，三思而后行。那一年，刘墉三十六岁。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墉的为官之道发生变化了。

刘墉的一生除了为数不多的诗词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其他文学作品，这可能就与他慎守“纳于言”有很大关系。

刘墉的这种性格，在他的书法中也有所流露。《清稗类抄》的作者徐珂就评价他的字是“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

连写字都不露棱角的刘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的书法乍一看笨拙软弱，全无法度。但若细细品味，则点画转折全由古人法度而来，而且举重若轻，转化巧妙而不留痕迹。丰富肥厚中藏遒媚之趣，平淡舒缓外露雍容志向，似乎在简练的外表下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丰富内涵。

古人评价刘墉的书法，五十岁时“书精湛圆，美中有璞”，七十岁以后造诣达到了高峰。相传刘墉的家乡山东诸城名儒臧启谟，“书体瘦金，苍劲有力”。他对刘墉的书法历来不以为然，臧启谟认为刘墉的书法“肥而无神，柔而无力”。刘墉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两人争执不下，于是便各选自己的得意之书，呈送乾隆皇帝品评。乾隆皇帝历来就很赞赏刘墉的字，当他看到臧启谟的书作之后，不禁哑然失笑。他用带有嘲讽的口吻说臧启谟的书法是“竖如枯枝，横似干蛇，浑然一体，枯枝挂干蛇”。这个故事一时间传为笑柄。气得臧启谟从此便再也不写字了。

明末清初，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官场书体大行其道，这种书体被称为“馆阁体”。刘墉虽然学富五车，不过小金榜显示，他并没有进入第一甲。

香港国际书画院顾问李义兴：“其实馆阁体就是一种实用的书体，馆阁体在书写的时候，要求是必须 既传统又严格，完全掩盖了书写者本人的风格和特点。那么我们来看，书法艺术最讲究书法家本人的他的个性精神的流露，但是馆阁体呢无疑是和这一点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帝王的喜欢，而且由于帝王朝廷当时出于对思想禁锢的要求，馆阁体这个风浪就愈刮愈烈，以至于到了后来，学子们如果写不出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在科举考试中成绩都会受到影响。”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徐寒：“刘墉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胆魄，首先突破了“馆阁体”的束缚，创作出了新的书法面貌。”

到刘墉七十岁以后，又开始潜心于碑派书法的学习。碑派书法，是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的碑版石刻的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刻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这时候的刘墉，已经被誉为帖派书法的集大成者，他为什么又会改变方向，重新去学习北朝碑版中的书法呢？

也许，他是想超越自己，也许他已经感到了帖学的局限，也许是学习碑派书法的风气已经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他预感到了碑派书法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将会代替帖派书法，他不甘心被时代所抛弃？无论怎么说，刘墉此时已经是年迈力衰，这对于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自己推上又一个高峰了。

晚年的刘墉崇尚佛老，对儒教、道教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晚年的字融合佛道，生平洒脱之心性浸透字里行间。因此朝野内外渴求刘墉墨迹之人多如牛毛。可是刘墉却极少以字酬人，甚至当朝同僚也很难得到刘墉的真迹。

刘墉几乎一生都在暗流汹涌的官场左右逢源，谨慎务实，历史真实的他既不像电视剧所描写的那个刚直不阿、毕生和贪官污吏水火不容的刘罗锅，也不像他的父亲刘统勋铮铮铁骨，豁出身家性命也要为黎民百姓构建起“天下粮仓”。作为一个官僚，刘墉既无大功，也无大过，他以圆滑事故的处世哲学平安地保住了他的身家性命和荣华富贵。但是作为一个气贯古今的大书法家，刘墉却实实在在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嘉庆九年，也就是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以86岁高龄在京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