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1784)檀萃著《杂吟》曰:“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咙;酒馆茶亭 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这首诗头两句是说当时皮黄的唱腔与伴奏,其中“黄”指二黄 ,“西曲”代“西皮”。这说明西曲与西皮的某种关系。
我在前面讲过,南朝有吴声、西曲,吴声流传江浙一带,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 ,即在湖北长江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流传。到了元杂剧、南戏流入时,融西曲土腔小调演唱故事,是为楚调包括明代民歌时调。明末清初,“襄阳腔”又受南下之西秦腔影响,经湖北艺人演唱加工,始成西皮腔。
西秦腔即梆子声,以敲梆子盖板琴为主奏。襄阳腔在吸收秦腔时,并未吸收梆子和盖板琴 ,而用原襄阳腔的伴奏的三弦、月琴、笛子,后以胡琴为主,月琴、三弦辅之。猛吼猛叫的西秦腔,融入湖广音弦乐伴奏楚调之中,音调发生了稍走低调变化,虽亮亢激越,却又婉转动听,如汉剧《二度梅·祭梅》的〔慢西皮〕。换句话说,就是变“吼叫”为歌唱,故有唱一段“皮”之说。欧阳予倩说:“湖北人习惯称唱词为‘皮’,经常说唱一段‘皮’,很长一段‘皮’之类,所谓‘西皮’可能就是说从陕西或山西来的曲调。”(《京剧一知谈》)“ 西”是从西边传入;“皮”是“鄙”之讹传。过去陕甘为西部古边境,“边境之地”谓“鄙”,西部边境谓之“西鄙”。
西秦腔为什么南下很容易与襄阳腔融合呢?这在于它们母体皆为西曲。历史上西曲入陕,变为当地土腔小调,也称西曲。当杂剧衰微时,西曲便从同州民间崛起,传入山西形成山西梆子,传入湖北襄阳,为襄阳腔吸收。湖北陕西毗连,向有秦头楚尾之说,两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南宋,襄樊是抗金重镇,陕西是南宋西北前线,两地不独经济、文化,且军事上联系也相当紧密。秦腔兴起之后,除从元杂剧、明传奇、昆曲、弋阳腔移植剧目外,更多是从民间说唱文艺:变文、宝卷、鼓词、词话、评书中吸取素材,编演忠义侠烈的历史故事,多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的排偶句形式,并以一对上下句为音乐基本单元 ,而渐渐形成板腔体,也为襄阳腔所吸收。
后来汉剧剧目忠义侠烈戏数量多,与此不无关系。如早先入京的汉剧名艺人米应先以演《 战长沙》出名。余三胜擅长剧目有《定军山》、《当锏卖马》、《李陵碑》。王九龄擅长剧目有《战长平》、《上天台》、《骂王朗》、《陇上麦》等。汪桂芬擅长剧目有《文昭关》、《天水关》等。近世优秀汉剧艺术家余洪元的《兴汉图》、《碰碑》、《四进士》、《扫 松》、《龙舟会》、《盗宗卷》为其代表剧目。吴天保《哭祖庙》、《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未央宫》、《下书路会》、《法门寺》被称之吴派精华。余洪元所演《兴汉图》,其内容是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消息传到西蜀,于是诸葛亮劝刘备称帝,承继汉统。 刘备以关羽命丧麦城,大仇未报,兼恐人心未附,不肯称帝。经诸葛亮装病,再三劝进始允登位,是为蜀汉昭烈皇帝。余洪元饰刘备,所唱西皮唱段一时称绝。余1929年12月应邀上丹桂第一舞台演出时,当时上海《申报》介绍时也特别推崇余,说余唱工极重,有两大段西皮慢三眼,两大段原板二六,腔调之佳,音味之厚实,为余洪元生平第一拿手。
吴天保所演《哭祖庙》也是三国故事,说的是邓艾攻下绵竹,后主刘禅不听其子北地王刘谌的泣血谏阻,决计降魏。刘谌怒而回宫,杀妻杀子,后哭诉昭烈之庙,自刎殉国。其中刘谌进宫谏奏一段西皮垛板〔原板〕,吴天保唱来流畅圆润,慷慨激昂。西皮跳进较多,节奏起俏,旋律变化明快。其女腔西皮有花腔之美誉。如陈伯华唱《二度梅》祭梅时,先唱柔美抒情的〔慢西皮〕,而当她发现书僮可能是未婚夫梅良玉而背地思忖时,转唱虽仍柔美抒情, 但已有几分激动的略带华彩的女〔西皮一字板〕。而当她满怀仇恨,当面痛骂害她陈、梅两家的丞相卢杞时,转唱起伏跌宕、愤情难抑的〔快西皮〕转〔西皮散板〕。形成整个音乐不断的戏剧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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