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剧是特修斯之船吗？

“特修斯之船”是一个古希腊传说，英雄特修斯自克里特岛归还时，船被雅典人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逐渐腐朽，雅典人便更换新的木头来替代。最后，该船的每根木头都被换过了；因此，有人就问：“这艘船还是原本的那艘特修斯之船吗？如果是，但它已经没有最初的任何一根木头了；如果不是，那它是从什么时候不是的？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各戏曲剧种都不同程度地走入低谷，北京曲剧也在迷茫中走上了探索之路。作为曲剧之本的音乐始终是决定曲剧命运的一个命门。但作为新兴剧种，她的音乐本身就是传统的，仅单弦牌子曲就有二百年的发展历史，因此在探索中面临两个极端，或继承传统说唱音乐，向戏曲音乐转化，或另起炉灶作曲。

后来，在歌剧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戏一样的音乐形象，因此一批老观众留不住了，新观众也没有跟上来。这个时期，正如老舍当年所担心的，曲剧没有了自己的特点，曲艺味道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独立剧种的“范儿”了。在有的人眼中，曲剧成了歌剧或者是话剧。

这时的北京曲剧很像“特修斯之船”，牌子曲没有了，基本调没有了，西洋乐器加进来了，曲剧的酒瓶里还散发着“曲艺”的醇香吗？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曲剧经历了一个历史上的冰点期，从1990年到1994年五年中没拿出个像样的作品来，排了一个新戏还失败了。北京曲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时期。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组成了电声乐队，四处演出，挣了钱贴补团里。有人用两个成语形容剧团，万马奔腾演员们在团外干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万马齐喑指团内一片死气沉沉，“千里马”们集体噤声。1995年，北京市文化局出台了73条改革方案，其中一条，半年不演戏的剧团吊销执照，给了剧团当头棒喝。“要么光荣地活着，要么光荣地死去！”有着几十年传统的北京曲剧面临着抉择，不过即使死去，也应是光荣的吧……

北京曲剧被迫重塑自己的价值，时任团长的凌金玉宣布了“以戏为本，拿戏说话”的原则。他们看中了邓友梅的《烟壶》。赵国来告诉记者，剧团早先曾有过排这个戏的念头，但因种种原因未获通过。这次确定后，决定从“京味儿”入手，请来了人艺导演顾威。

由于这是一个京剧本子，很多演员觉得不好演。顾威就让大家先放假，自己和副导演张绍荣从头到尾把剧本修改了一遍。加强了戏剧性，突出了舞台效果。在民主的氛围中，经过几次调整，演员们接受了本子。当时的排练条件十分简陋，但大家热情极高，很多在外地拍戏的演员也回来请任务。经过40多天的奋斗，1995年5月25日在首都剧场首演，结果一炮走红。到第二年的3月18日，短短九个月，《烟壶》演出了100场，此时的北京曲剧又是浴火重生。

时隔两年，《烟壶》在台北演出也大受欢迎。台湾小说家司马中原说：“北京曲剧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剧种，发展前景广阔。”此后，北京曲剧团又成功演出了老舍名著《龙须沟》，为了让《龙须沟》能从话剧跨越到曲剧，大家对原稿进行了11次修改，连演了百场并获得文化部的文华“新剧目奖”。

连续演了两出好戏，大家信心倍增。1998年7月，北京曲剧团赴台北交流演出期间，和当地文艺人士反复切磋得到了启示搬演《茶馆》会大有作为。1999年，北京曲剧团的《茶馆》演出纳入了老舍先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之中，团领导决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定点演出100场。演出期间，工人俱乐部从里到外进行了全新的装饰，布置成了一个大茶馆，观众置身于大茶馆内看演出，置身于老北京文化的氛围当中。

口传心授 有师者有幸

上世纪90年代，《烟壶》、《龙须沟》、《茶馆》这“三部曲”奠定了北京曲剧在演出市场的地位，对于当时几乎不知曲剧为何物的北京观众市场起到了培育作用。但是，北京曲剧的发展总是受到先天不足的制约，那就是后备人才的缺乏。当时，担纲三部戏的演员大都是1975年曲剧学员班的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入团时，曹宝禄、李宝岩、魏喜奎等曲艺大家还在，有的还活跃在舞台上，经过口传心授、耳濡目染，这批学员的心灵家园里还存有一片曲艺的土壤。可如今，在新招的学员们心中，传统的曲艺已完全是一片荒漠了。

赵国来告诉记者，他师从曹先生十二年，如果说，先生是大海，自己只是条小溪。曹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思想进步，紧跟时代。记得自己每次去老师家上课前，都得集中“啃”一次报纸，因为老师经常谈论一些时事，自己就怕接不上话。赵国来觉得正是老师这种追新、求新、创新、“刷新”的精神才使得他的艺术成就不同一般。

洪宗义也是如此，他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的亲传弟子，曾苦学两年琴书。关先生为人谦和，师恩广泽，闲时可以同桌吃喝，洪宗义第一次喝茅台就是在老师家里。可在艺术上，关先生一点不含糊，仅两年工夫，洪宗义不但可以担起演出重任，还能独自创作。后来，在离开师门的三十多年里，洪宗义闯荡于影视江湖之中，没有张嘴唱过琴书一句，可就是凭借两年的扎实基本功，在《锅儿挑》戏里仍当仁不让地出演“关大哥”的角色，在戏中唱起琴书来也是驾轻就熟。赵国来感叹道：“现在当打的这批演员也已50多岁，干不了几年也该退休了，眼下最担心的并不是《锅儿挑》这出戏能不能火，而是曲艺能不能后继有人？现在剧团招收的学员大都不会曲艺，而且没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一张嘴就知道不是北京腔儿。长此下去，曲艺与曲剧将有完全脱离的危险。”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国家一级昆曲演员、国学研究者，对古琴、岔曲和单弦牌子曲都有研究的张卫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曲艺是北京曲剧的根基，曲艺的衰落是北京曲剧衰落之根！吹、打、弹、拉、说、学、逗、唱，是以前对八角鼓艺人的基本要求，现在只剩下相声艺人还在学后面的四功，八个字都会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的艺人一直自我奋斗，同时也是自生自灭。他们在天桥“撂地”。所谓“撂地”就是在地上画个白圈儿，作为演出场子。在天桥当时有耍中幡的、有在胸前开石头的，有拉洋片的、数来宝的，当然最多是说相声、唱大鼓的。单弦牌子曲、梅花大鼓等是北京旗人子弟喜演擅唱的曲调。单弦最早有随缘乐、德寿山等，稍晚有荣剑尘、常澍田等，梅花大鼓调分南北，经过金万昌对该曲种进行了改造创新，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后，老艺人们各自为战显然已不适应新的时局。把有绝活儿的说唱艺人们集中起来说新、唱新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于是就有了老艺人们同老舍先生一起探索形成北京曲剧的故事。换句话说，北京曲剧成立之初，演员们已经是有相当功力的说唱名角了。而在之后北京曲剧的发展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要演好北京曲剧就必须是个优秀的曲艺名家，这也是当年北京曲剧成功的根本。大家开始学试唱练耳西洋发声法啦！学形体动作舞蹈化啦！学话剧的台词朗诵化啦！学习小品表演影视化啦！这样一来，综合的艺术素质上去了，但最基本的说唱功夫却丢失了！北京曲剧下一代传人面临着生死考验……
考验之一，是北京曲剧赖以生存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几十年来，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多了，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420.1万人到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2018.6万人，外来人口比例上升，在北京城可以听到全国各地各种方言，原汁原味儿的北京话逐渐被使用更为广泛的普通话所代替，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也很少会说地道的北京话了，好听俏皮的北京话大多只流传在老辈儿北京人的记忆中，或许将来只能到北京人艺的话剧里去找几句了……北京话消失就是病理，北京曲剧逐渐被喧嚣的城市之声无情淹没。

考验之二，北京的曲艺说唱大家相继离世，许多绝活儿已经失传，甚至连影像资料都没能留下来。

考验之三，后继乏人，培养接班人关系到北京曲剧存亡。北京曲剧团如今已经改制叫作北京曲剧艺术中心，他们推出的第一台戏是表现大学生村官的《“乡”约青春》。剧中老一辈的人唱的是正宗单弦曲牌，中青年唱的是略带现代味儿的老腔，而主角大学生村官唱的就更接近于歌了。参加演出的有刚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曲剧专业大学生。但这种机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并不是按照曲剧的现实需要培养的。即使这样，也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把曲剧当成自己的事业追求。没有了接班人，曲剧也就没了。

考验之四：老的就一定不好吗？北京曲剧是惟一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北京地方戏曲剧种，由单弦牌子曲及北方民间曲调发展而来。但它的发展一直存有争议。老一辈人一般不认同所谓的融合、创新，认为那是话剧加唱，或者舞蹈加唱，即使是唱也不是曲剧的味儿了。一些新编唱腔听着不是曲剧的味儿。老艺术家赵俊良说：“曲剧是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牌子戏，不知道谁的主意还不让唱全？有些戏我根本不敢看，曲剧是这个样的吗？是牌子戏又怎么了？”

给曲剧开张药方

面对如此困境，一直从事昆曲、曲艺、国学教育普及工作的张卫东说：“曲艺同中国戏曲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所有的传承必须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光学理论学不出什么表演艺术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搞的是戏曲学院制度，但没有培养出来一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大课堂，不是师傅带徒弟。”

北京曲剧也是一样，必须招收有北京话基础和生活经历的孩子，然后让这些孩子跟着曲艺大家们先学几年说唱，掌握的“活”（曲目）越多越好，然后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曲剧之源，既懂得表演又能说唱的人去排新戏才不怕没有曲剧味儿。而不是着急弄出个四不像的新戏，那样的曲剧不但不会复活，反而会死得更快！并且死得也不美啦……

目前，北京曲剧《锅儿挑》似乎正行进在与时代合拍的旅途中。不要乐队，不要作曲、不要编剧，来一次原汁原味的“锅儿挑”。就好像老北京的炸酱面，但是不过凉水，出锅浇上炸酱挑起来就往嘴里送，让观众享受一回热乎乎的“老北京味儿”。兴许这碗“锅儿挑”面也不怎么香，不过吃好吃坏的您就吃个热乎劲儿！

每当排这个戏的时候，现存的这些曲剧“台柱子”张绍荣、赵国来、洪宗义等就是一句话：“感谢我们的恩师曹宝禄、关学曾、魏喜奎等老一辈曲艺说唱艺术家！”也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感觉到曲艺这门技艺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