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剧与民国时期汉口社会生活

汉剧是中国戏曲主要剧种之一，源于西皮、二黄，早期称“楚腔”、“楚调”、“汉调”。明清之季兴起于荆襄，流行于湖北境内长江、汉水流域，并传播到河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部分地区，1912年始称汉剧。清末民初，随着汉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汉剧以汉口为中心长足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盛极一时，成为当地大众娱乐最主要的形式，其种种盛况，广泛见于民国时期各种报刊。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探究汉剧与民国汉口社会生活的相与演进，感受时人鲜活的生活状态，无疑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货到汉口活，戏到汉口红”

汉口“肇于明中叶”，因其依长江、傍汉水，“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1861年汉口开埠，其后京汉铁路贯通，给汉口的城市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清末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曾评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方芝加哥。”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汉口涌入大批周边农业人口和省内外商业性移民，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据《汉口小志》统计，1913年汉口人数为80万，比1888年增长五倍以上。工商业的繁荣、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促成了近代汉口市民阶层的形成，也催生了新的城市休闲娱乐方式，茶园、戏院、游艺场等娱乐场所应运而迅速发展起来。“1919年汉口新市场（后称民众乐园）建成后，年获巨利，惹人注目，于是群起效仿，各种戏院、舞台及综合性娱乐场所相继成立。”（《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上世纪20年代，每逢节假日，汉口游戏场内，人数以万计，场内几无立足之地，门券销售数量有的甚至达到两万。其中戏曲的繁盛尤为引人注目。当时，汉口90余座寺庙宫殿书院祠堂会馆公所内大部分都建有戏楼供演出酬神还愿戏，有的还设内外台。人们酷爱观戏，使看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戏剧演出也异常火爆，一有名伶到汉演出，更是盛况空前：“程艳秋登台演剧许久了，走民乐园的门口，只见马车，汽车，包车，排得密密层层，大舞台里包厢座位，在五六天之内，都已被顾客们预定，还有特座和正座，也非要捷足先登不可，否则迟了一步，就没有插足的余地。”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民众，宁愿冒着风浪赶到汉口看戏（《汉口导报》1947年3月28日）。“尤其在夏季，更是通宵达旦，演出不断”，民间遂有“货到汉口活，戏到汉口红”的俗语，汉口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戏码头”。

汉剧领军民国汉口大众娱乐

民国时期，汉口活跃着汉剧、平剧、楚剧、新剧等多个剧种。由于汉剧兴起于荆襄，至清末发展已相当成熟，在本地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而民初，京剧（时称平剧）尚未在汉口流行，楚剧（时称花鼓戏）还没有进城获得认可，电影亦未兴盛，汉剧得以独占先机，成为大众娱乐的领军戏剧。其时汉口行帮、公所的会戏，“完全是汉剧承应的。”“其他的戏剧，是绝对的不容易立足的”。

作为汉上大众娱乐的领头羊，汉剧于清末民初就从宫庙、会馆进入茶园、戏院演出，并赢得市民喜爱，汉口出现大量可供演戏的茶园：“无数茶坊列市阛，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汉口竹枝词》，见徐明庭辑校《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汉剧早期演出场所，主要为庙台、公所等，一般由行会、宗族等组织，演出剧目按传统礼法而定，看戏不收费，座位根据身份地位安排，乃堂会性质。汉剧演出转移到茶园、新式戏院后，组织者多为商人，为追求利润，演出剧目按观众喜好而定，座位按票价分等，任何人只要花钱就可以买票看戏，就可以坐在最好的位子，享受茶房提供的热茶、热毛巾。汉剧演出成为一种商业化大众娱乐，茶园戏院也成为公共娱乐空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剧在汉口达于鼎盛，其时武汉共“建立了二十五个戏院和游艺场，汉剧就占领了二十个剧场。”汉剧的繁荣造就了大批汉剧艺人。1919年汉剧公会初建时，会员登记有7000余人之众，行当齐全，名伶荟萃，人们还评选出各行当“三鼎甲”演员。其演出亦具有相当规模，观众数量庞大，《汉口丛谈》记载当时汉剧名伶李翠官演出时，“场下数千人，无或哗者。”汉班“天、春”科班组织的戏班在长乐戏院演出时，“日夜两场，星期天早中晚三场。光茶房就有四十个人，每天卖的现洋、铜板，由十几个茶房往钱庄上挑。”戏园老板也不断投资改进观剧环境，不仅电灯、电扇等应用于戏园，道具布置上也大花功夫：长乐戏院“所制机关布景，构造幻奇，仅灯彩布景费约需二千元上下，内容丰富之一斑也。”（《戏世界》1934年11月26日）戏园内还“另设有糕饼房、小卖部、锅炉房（发电照明）”（《中国戏曲志·湖北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以招徕观众。

汉剧风靡，媒体亦推波助澜于其间。民国汉口各类报刊中，遍布汉剧演出广告、剧目与艺人的介绍、八卦传闻等，还有专门的戏曲娱乐报纸出现。报人、文人的剧评、捧角文章，记者对艺人生活的挖掘、揣测，捧红了部分汉剧艺人，也使艺人生活曝光于大众，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1933年，汉口一家小报刊出题为“富贵人爱牡丹花”的新闻，报道汉口市长与汉剧女演员筱牡丹花（陈伯华）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时任市长的吴国祯向汉口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控告该报诽谤。报社因拿不出证据而败诉，发行人被判刑，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些报社还不时举办公众投票推选汉剧皇后活动。如1948年民风报社发起“汉剧坤伶甄选皇后亚后大会”，“会址假民众三楼汉剧场，唱票结果，以刘金屏之二千零四十三票得皇后宝座，刘金娥一千五百零八票为亚后，会场秩序井然，临终鸣鞭散会。”（《汉口导报》1948年8月21日）

汉剧的戏迷、捧角者与票友

随着汉剧的风靡，汉剧戏迷、捧角者和“汉票”大量出现，成为民国汉口城市流行文化中引人注目的景象。

汉剧戏迷时称“死忠臣”。他们不仅爱看戏，还爱谈戏、评角儿。有一卖烧腊为业的汉剧戏迷，倾倒于名角范三元。顾客知其癖好，趁他切肉时，夸赞范三元，他听得高兴，肉越切越多，发觉了也挥手一笑，叫人拿走了之。倘若有人在谈论中贬范，他则反感厌听，话少说，肉也少切。余洪元唱做俱佳，被戏迷们称赞：“老生余洪元，唱做都俱全，台步和身段，真园！”名角黄大毛一次因病不能演出，观众吼声如洪，不肯离场，最后黄大毛被人搀扶出来致谢，观众见其面后始满意离去。

参与汉剧“捧角”的，既有富商大贾、社会闻人，也有市井摊贩、平民百姓，尤其是汉剧坤角出现之后，捧角之风更甚。文人捧角以诗词、戏评赞美为手段。但在伶人们看来：“做得苏东坡的诗，不及当场喊一声好，填得秦少游的词，不及当面拍几十个巴掌。”“名角登台，捧角家蜂拥台前客座中，目不转睛的向那名角身上、脸上、眉目间注意。名角嫣然一笑，捧角家便率领着盲目的群众哄堂大笑。名角的秋波偶尔向捧角团方面一转（近来略有进步，各人四散的坐开去了），台下的掌声以及令人肉麻的怪叫声一齐起来。”捧角者可分为三类：一是出自于真心崇拜，如汉剧坤伶陈伯华在乃园演出半年，有一水果摊主李玉山，每天送一袋水果给她，半年时间天天如此，后来还免费给她当跟班。二是伶人的老板或朋友，为捧红其而大肆宣传。如余洪元，初演于荆州，“来汉隶袁心狗班，其时咸宁同乡贸易于汉皋者如棉花业、海味业等一般绅商，大捧特捧，遂使余洪元三字几红遍汉江矣。”（《罗宾汉报》1935年9月7日）三是“怀抱野心，买弄坤角童伶供其玩好者”。这类捧角者追捧的多为坤伶，往往不惜花大钱“时购戏衣戏具，或种种什器，以供优伶之使用，至酒肉之征逐，无日无之”。

汉剧的业余清唱始于清末，一些文人雅士，每年秋季相为邀约聚会，赏菊饮酒，清唱汉剧以自娱。清唱的形式是围桌而坐，桌上摆设名贵菊花品种，参与者引吭高歌，故初称“玩菊”，又名唱“围鼓”。“欲聘登台扮演者皆须楷书红柬请帖，恭请消遣，于是被邀者始允登台焉，个中人呼请帖为票，扮演者即呼为票友矣。”于是玩菊亦渐称“玩票”。票友自视清高，认为玩票不过是“上台消遣藉助风雅者”，乃高尚娱乐。民国年间汉剧大盛，“业余爱好者纷纷成立票社，既坐唱，也挂衣”，还聘请名伶教习，演出不收任何费用，票社各项支出，靠有钱有闲之票友出资。而票社竟有“风起云涌”之势：“迩来本市汉剧票社之兴起，有如雨后春笋……闻登记入社者殊多云。”（《汉口导报》1947年12月28日）票友中不乏技艺颇佳者，甚至还出现一些“汉票”世家：如黎时清“为匹头布业之翘楚，嗜汉剧成癖，据说是遗传性，因为黎君之令尊大人，是一个老汉票，现在不但他是汉票，并且他的那位少爷，也能哼得几句汉调了，祖孙三代同染汉剧成癖，人称之曰‘戏迷家庭’。”汉剧票友之盛让当时的戏剧评论家朱衣感叹：“汉剧票友功夫学历及组织，实出人意料，唯京剧票友，殊不闻有若何团体……余聆汉戏票友之余有感焉，深望京戏票友组织一完好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