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笺记》从木鱼书名本到“全女班”潮剧

“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诞生于明末清初的广东弹词木鱼书《花笺记》，在岭南世代传唱。

近日，《花笺记》被改编搬上潮剧舞台，在广州黄花岗剧院上演。广东小百花艺术潮剧团一帮刚从戏校毕业的年轻女孩，用婉转动人的唱腔，“全女班”为观众演绎几百年前的才子佳人故事。

广东曲艺木鱼歌，明朝晚期出现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民间广泛流传，属弹词系统。木鱼书则是木鱼歌的唱本，以粤语创作，极富岭南地方色彩。它的演唱腔调源于粤地“疍民”所唱的民歌民谣，以委婉缠绵的唱腔见长。民俗文学研究者认为，木鱼书用粤语进行创作和弹唱，偏离了以北方话为绝对优势的中国文学大传统，而《花笺记》则是粤语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

前人将《花笺记》媲美《西厢记》，谓之“曲本有《西厢》，歌本有《花笺》”，“文笔声调，一样绝世”，“可称合璧”。其后，更有一说法：“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郑振铎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就出现了不少关于广东俗文学的内容。而在《弹词》一章中，开头就提到广东的“木鱼书”，并声称他拥有三四百本，“但还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可见其数量之多。书中以相当篇幅评述被称为清代“第八才子书”和“第九才子书”的《花笺记》和《二荷花史》。今天，老少妇孺皆知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殊不知在清代还曾有过“十才子书”，而《花笺记》名列其中，被冠以“第八才子书”之美称。

《花笺记》的故事很“传统”：苏州吴江县才子梁生，奉母之命参加姚府寿庆。闲步花园，遇杨将军之女杨瑶仙。女子芳龄十六，“生平好着白衣裳”，梁生一见钟情，开始苦苦追寻，甚至将自己的书馆搬到将军府旁，以述衷肠。怎知进了杨府，只见题诗不见人，无奈中，梁生苦求丫鬟帮忙。历经种种波折，两人互表衷情，于花笺上写下了海誓山盟。

在粤剧长青的岭南，《花笺记》一直在民间传唱，却从未被搬上粤剧舞台。2008年5月12日，编剧家陈中秋读到《羊城晚报》B5版一篇名为《歌德与粤语<花笺记>伟大诗篇》的文章，这让他下定决心要将《花笺记》改编成戏曲搬上当代舞台。

2009年，《花笺记》剧本出炉，其间也有广州粤剧团等主动希望排演，但历经波折，最后还是此次由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教授涂玲慧编排出潮剧的版本。这也是《花笺记》近400年来第一次以整出戏剧的形式跟观众见面。

“多少人知道《西厢记》，却从未听说过《花笺记》？有多少剧种改编自《西厢记》，而《花笺记》却一直悄无声息？”编剧陈中秋希望以这样的改编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到粤语文学的魅力。
事实上，《花笺记》在国际上早就曾引起过广泛关注。它在19世纪传入欧洲，德国大文豪歌德称其为“一部伟大的诗篇”。早在1824年，《花笺记》就被英国人汤姆斯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两年后，俄国的《莫斯科电报》又将其译为俄文。1836年，德国人辜尔兹将其翻译成德文出版。歌德生于1749年，1832年去世，他读的是英译本，《花笺记》优美的文字和委婉曲折的情节触发了他，让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动人诗篇——《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歌德在这组诗里融入了极多的中国元素，一百多年引来研究者无数，他们总想找出中国乃至粤语经典对这组诗的影响。

德国学者卫礼贤专门研究歌德，在分析歌德的作品《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时，卫礼贤说：“总括地说一句，歌德写这十几首诗时是受看《花笺记》的冲动影响，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到的冲动，放在脑筋里融化组合。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他能够鲜活地理解这些冲动，深深地钻进它的幕后，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

终于将岭南木鱼书搬上了当代戏曲舞台，编剧陈中秋颇多感慨：“如此优秀的岭南文学代表作却一直不为人知，不得不说十分可惜”，而这次改编成潮剧上演的《花笺记》，或许才开始走上逐渐被大众熟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