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族戏曲艺术,方言、声腔与剧种是一体的,无论是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还是演员演唱,都不可违背。字、腔相倚,关系特殊而密切。
“腔”、“声腔”,原来指的是“字腔”或字的“声腔”,也就是字的读音(声、韵、调),后来才引申为戏曲的声腔——唱腔。早在元人有关戏曲的《唱论》、《录鬼簿》、《青楼集》等书中,“声”“腔”经常使用,充分体现了咬字、发声是唱腔的关键。如元人芝庵《唱论》中说:“声要圆熟,腔要彻满。”至于“声腔”合用,较早见于元代曲学家也是语言学家的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在这部划时代的韵书中,周德清指出,《广韵》系统的字的声韵调与当时南戏“唱念声腔”相同,而与中原音韵不同——此处“声腔”也是指的字音。《中原音韵》中对中原话的声、韵作了具体分析,对北曲的写作提出知韵、辨音、用字等一系列的要求。到了明代依然如此。如曲家沈德符《顾曲杂言》“弦索入曲”条说:“今南腔北曲,瓦缶乱鸣,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如时所争尚‘望浦东’一套(季按,指《西厢记》第四本第四折 [新水令] 一套曲词),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叶’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纪’,‘迭’字北音作‘爹’,今之学者,颇能谈之,但一启口,便成南腔。正如鹦鹉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终不脱尽,奈何强名曰‘北’!”这是指用“南腔”(南方话)唱北曲,把字音唱倒了,于此也可见字音与唱腔之间的关系,古人就十分重视。
正因为字音与戏曲演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故而从字“腔”、“声腔”,引申到戏曲的“唱腔”、“声腔”,成为戏曲的专有名词,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汉字的音乐性主要就体现在字音的声韵调上,戏曲声腔最基本的元素是字音,二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从南、北曲开始就是如此。魏良辅改革昆山腔而成“水磨调”的昆曲,首先理顺的就是语音和腔调的关系,严格讲究“以字行腔”。魏良辅在《曲律》中说:“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宜,则五音废矣。”显然,是吴侬软语决定了昆曲缠绵婉转的总体风格。后来的梆子、皮黄系列的板腔体剧种,尽管不像南、北曲和昆曲的字、腔关系那么复杂,但这种字、腔关系仍在。京剧唱腔用的是“湖广音”,同样强调字正腔圆,讲究行字运腔独特的韵味。尽管字正不等同于腔圆,但字正是腔圆的前提,是不能随意的。再则,地方戏的声腔与对白也是一体的,如果唱腔用方言,对白讲了普通话,剧种的特定美感和韵味也就被破坏了。
可见,随意使用普通话“改造”地方戏的方音,也就背离了剧种字、腔相倚的血肉联系,实际上就背离了戏曲艺术最基本的艺术规律。我们今天创作戏曲新剧目,即使没有传统戏那样严格,但这条基本规律是不应违背的。近年来已有人就昆曲向普通话靠近提出异议:所谓借普及为名,行偷懒之实,讵不知此乃断送昆剧的头号杀手,它将破坏传统声腔所应有的一切美感,以至百病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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