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的动向备受关注。
得奖后的莫言,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他的下一部作品将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他又是怎样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意义的?
在全国“两会”间歇,莫言在参观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时,接受了《解放周末》记者的专访。
一个作家如果不从人性的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
人是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这次参加政协会议,带来了什么提案?
莫言:是关于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待遇问题的。
记者:这个话题对您来说似乎有点“跨界”,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社会问题?
莫言: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两年了,大多数文艺界委员的提案和发言都和文艺有关,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别人已经提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向我反映过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面临的保障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然的,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这份关注,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您写的计划生育题材的小说《蛙》,这份提案和您的创作有关吗?
莫言:这份提案的依据之一,就是我在文学创作调研时掌握的一些材料。写《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曾经对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走访,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熟悉。
记者:您的创作一直把“人”看得很重,就像您在《蛙》的后记中写道,“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
莫言:关注社会现实以及现实中的人,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坚持的立场和出发点。我们的前辈作家说过,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
一个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果不从人性维度来书写人生,那是对人生价值的漠视。也只有真正关注人的问题、人的命运,文学作品才能具有普遍意义,超越民族、地域、阶层的限制,成为让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作品。
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
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
记者:您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还在继续创作吗?
莫言:全国“两会”结束后,我会尽快找个地方,封闭起来写一点东西。现在的事情太多,国外的、国内的演讲邀请也很多,真是顾不过来。对一个作家来讲,如果不能写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知道许多人都对我抱有期待;但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读者对我的期待。
记者:您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自称是 “讲故事的人”,您的下一个故事会是怎样的?
莫言:我现在正在构思的作品有好几个,动笔写的只有一部话剧。我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间有过一个口头的承诺,我答应会给他们写一个话剧剧本。这个剧本的灵感来自一个小伙子,他开车拉过我,他给我讲了他养爬行动物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启发了我写话剧的想法,争取今年把它完成。
记者:为什么不继续写小说,而要写话剧?
莫言:写话剧是我写小说之外的爱好,这不是我第一次写话剧,以前写过几部,感觉很上瘾。
话剧是通过对话来塑造人物,人物在舞台上说了很多话,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潜台词,比如顾左右而言他、指桑骂槐、说白道黑。掌握这种技巧特别难得,所以写话剧对小说家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训练。
记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再进行创作,会比以前更有压力吗?
莫言:潜意识里会有吧;但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任何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越容易失态,越想写好也许就越写不好,只有完全放松自己,才有可能发挥出状态。
我也一直告诉自己,得奖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像过眼云烟一样飘过去。今后的创作、今后的道路才是实实在在、需要一步步走好的。
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在我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蒲松龄就影响了我
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文学并非没有标准,一代一代读者的肯定就是标准。
记者:听说您上个月参加了“百位中国学者”访问土耳其的活动,又和您的老朋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先生见了面。
莫言:是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聊了一会儿。
记者: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话,主要聊些什么呢?
莫言:聊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目前中国作品翻译成土耳其文的还比较少,土耳其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也很少。其实在文学面前,我们就是两个普通的作家,我们聊天时都忘掉了对方得过什么奖,那只是外在符号。
记者:您的老乡、知名作家马瑞芳曾经评价说,莫言的成功在于“向经典致敬”。
莫言:经典作品对我的影响确实很深。除了西方作品,中国的经典,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我也都很爱读。在中国作家中,蒲松龄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为什么要特别讲一讲蒲松龄呢?第一,蒲松龄的故乡离我的家乡山东高密很近;第二,他所使用的写作素材,跟我所掌握的素材十分类似。蒲松龄写《聊斋》时听过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小时候都听过。
我感觉那些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作品,都是值得读的。经过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它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一本书几百年来还不断有人读,这本书就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文学并非没有标准,一代一代读者的肯定就是标准。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更多地是受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莫言: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影响;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早在马尔克斯影响我之前,蒲松龄就影响了我。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在我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父老乡亲们就已经用口中的故事影响了我。
我的低调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
父亲对我说:“以前我和村里人是平起平坐的,现在你得奖了,我反而得更谦卑了,觉得我要比他们矮一头。”
家的热情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对此,我只有感谢的份。
记者:自从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公众对您的关注度一直不减,“莫言买房”、“莫言参加‘两会’”,只要是您的新闻都挺“热”。而您在面对记者们的追问时,似乎一贯低调,经常是一笑置之,并不多言。为什么?
莫言: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值得报道,对于那些已经报道的,我表示感谢。我想大家的热情都是出于对我的关爱吧,对此,我只有感谢的份。遇到读者要跟我合影,要我给他签名,我能签的,都会签。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充满善意的,故意来抹黑的人几乎没有。善念还是这个社会上最主要的精神。
记者:帕慕克曾经说过,“获得成功后,还是要成为普通人”。距离您获奖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您觉得自己回归普通人的状态了吗?
莫言:得奖的时候,我也没感觉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从此就高人一等。我依然匍匐在文学面前,匍匐在伟大的劳动者面前,非常谦虚地向他们学习。和各行各业的精英比起来,我需要学习的还太多。
记者:您刚刚用了一个十分谦卑的词——匍匐。
莫言:这样说好像显得我挺不诚实的;但我就是这么个人,我的低调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你让我狂,我也狂不起来,因为我没有狂的资格。诺贝尔文学奖让我一下子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没什么变化,反而更加提醒我一定要谨慎。
得奖以后,我回老家看我父亲。他在全家人面前对我说,“以前,我觉得我和村里的人是平起平坐的,现在你得了诺贝尔奖,我反而得更谦卑了,甚至觉得我要比他们矮一头。”我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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