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活着的北京话剧人

“话剧泰斗”李默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现在的演员演一场话剧，补贴一般是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北京人艺演一场给1,500元，这是全国其他院团望尘莫及的。像濮存昕一样的名角演一场话剧，有1,500元的补贴，这已是‘优待’了。如果他专攻话剧，除去排练时间，一年能演100部作品，收入15万元。但是他拍一集电视剧就10万，他一年可以拍40集电视剧，就是400万。”

然而，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仍然有很多优秀的青年话剧人坚持并努力着……

何雨繁的无怨无悔

何雨繁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中国优秀青年戏剧导演、演员，北京实验戏剧团体——饭剧团创始人，新剧场创作计划的发起人，其作品简介被收录于孟京辉所著的《新锐戏剧档案》中。近年来，何雨繁的作品受邀参加香港乙城节、台北关渡艺术节、上海艺穗双周、广东现代舞周、北京青年戏剧节等，在海外，更被邀至首尔、巴塞罗那、柏林、杜塞尔多夫、奥斯陆、阿姆斯特丹等地。

但何雨繁却并非戏剧科班出身。2004年，他获得清华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硕士学位。这原本是一个可以看到辉煌未来的良好起步，但何雨繁的选择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老师、同学、家人的不解中踏上了一条与建筑完全不搭边的话剧路。

何雨繁与话剧结缘还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刚刚兴起的北剧场正在举办大学生戏剧节，而何雨繁因机缘巧合参与到其中。从此何雨繁开始在话剧圈活动，并逐渐参与创作和演出。但那时的何雨繁并没有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话剧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并没有上升到理想的层面。

“我真正开始做话剧是2005年。我感觉那时应该算是戏剧的一个转型期，当时还没有那么娱乐化，信息也不像今天这样发达，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信息平台正在发挥作用。话剧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做话剧的人普遍心态非常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话剧人，比如赵淼、王就是借这样一个机遇崛起的。而我也就是在2004-2005年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才决定全心全意投入到话剧中来。”何雨繁如是说。
事实上，2004年何雨繁毕业后，一边做话剧，一边在老师的工作室里做兼职，当时的薪水已经高达6,000多元。“但我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觉得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虽然这份工作收入会很好，我甚至能看到我将来的优越生活，周围的同学现在收入如何我很清楚。但我的追求不同，我还是想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何雨繁告诉《中国新时代》，“收入很少，”他与爱人（同样为话剧从业者）两人加起来一年的收入也就六七万，其中还包括去别的戏里串场，帮别的剧组做一些小活的收入。据悉，话剧排练一天给演员的薪水是150元，演出是一场1,000元，“这算是高的，还有很多情况是不给钱的。话剧这个圈子很小，大家都知道做话剧很困难，彼此捧个场帮个忙不给钱都很正常，我自己的戏也经常会有朋友过来免费帮忙。大家都是为了做好话剧，彼此支持是应该的。”而市场上那些建筑设计师的年薪基本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面对这样悬殊的收入落差，何雨繁却很坦然，他说，“其实，我除了做话剧，生活方面的需求很低，真要是给我很多钱，我怎么花都不知道。”何雨繁笑言，自己平时的花销很少，不抽烟不喝酒，简单的日常生活这些收入完全够了。“我在宋庄租的三居室才1,600元，平时我要么在演出，要么在排练，空闲了肯定是回家写写剧本看看书，真没多少花销。我一直认为，收入不代表什么，实现理想的路都不会很平坦，我只要做到努力与坚持，即使清贫我也很满足。话剧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信念，我无怨无悔，也不会改行。”

何雨繁也坦言，“我要感谢命运让我成为北京人，因为这使我少了不少后顾之忧，父母条件也比较好，所以我才能破釜沉舟地投入到话剧中来。我周围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或因家在外地，或因家庭负担重，最后迫于生活不得不放弃话剧。”

“其实，我父母当时也不太理解我的选择，但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接受，我的大部分演出他们都会来看。我想在我成长的同时，他们也在成长。”

如今，何雨繁对他的话剧事业有了新的诠释。2012年，他在北京戏剧家协会支持下创立了“新剧场创作计划”，而这是一个纯免费的公益平台，是一个以剧本朗读为体现形成的戏剧文学创作及戏剧表演交流的平台。何雨繁介绍，“现在政府对话剧的支持很少，大部分的体现形式为民营，民营就意味着要利益最大化，所以就会出现怎么赚钱怎么操作的情况，比如比较卖座的白领戏、搞笑戏会比较多，而那些具有文化气息的经典剧本，或能体现话剧艺术的好作品却很少能得到赏识。而这样对话剧艺术的文化传承不利，对整个文化氛围的影响也是不健康的。”

“北京的民营剧团现在最好的状况也就是能维持，绝大部分都不赚钱。而纯文化的东西受众本身很少，如果不考虑赚钱，很多民营剧团本身就不好的经营情况则会更加恶化。好的剧本要排出来更是需要投资，而资金一直是民营剧团的最大问题。这时，我就想到了另一种呈现形式，给创作者及表演者提供这样一个平台，通过免费朗读的形式来修改和完善剧本，让表演者通过朗读的形式认识剧本。”

然而，“新剧场创作计划”对于整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不赚钱的，“我觉得可以说它是一个公益项目，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话剧，了解文化，让话剧文化能够普及开来，让话剧的生长土壤向着良性的方向走下去。而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这种形式，向观众推介国内外很多人性化的本子，在一个急功近利欲望膨胀的社会，关注人性本身，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目前最欠缺的。”何雨繁如是介绍。

好在，“新剧场创作计划”的操作对于何雨繁来说也基本没有什么开销，“蓬蒿剧场为了支持我们，免费借场地给我们，观众可以免费来听，表演者和创作者也都是义务演出和写作。但我们的收获也非常大，通过一次次朗读，听取观众的意见，不断修改剧本及表演技能，而这样也才能出来好剧本。这种通过朗读剧本、听取意见来完善剧本的方式，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我只是让它在北京呈现出来。”其实，何雨繁也希望通过朗读剧本的方式遇到伯乐，让一些优秀的剧本能落地生根，让优秀的表演者能有更好的展现舞台。

“我希望这种免费方式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话剧，培养大家看话剧的习惯，而这些恰恰是现在话剧市场所欠缺的。话剧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传承着到剧院去看话剧的传统，而我们国家虽然近几年情况已逐渐好转，但仍有很大差距。其实之前像曹禺、老舍这样一批老艺术家已经很好地将话剧这种形式普及给了大众，但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话剧消沉了很久。不止话剧，很多中国的地方戏都一同消沉，甚至像我这样年纪的北京人都已经听不懂京剧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和游戏。而这就成了话剧想要取得长足发展的难点所在，西方国家需要做的只是传承，而我们要做的却是复兴，之间的难度差距显而易见。”何雨繁坦言。

何雨繁表示，“万幸的是，有像我这样的一批人，无论多难都在坚持着，看着优秀导演、演员、剧作家都在不断流失，仍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没有改行，也没有去做赚钱快的电影、电视节目，仍在话剧的路上努力着，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我希望我所做的事情不仅能够诠释我的理想，也想通过努力去帮助那些和我一样以话剧事业为理想的人。”

李逸的选择

与何雨繁相比，同为话剧人的李逸的经历则显得更加离奇。李逸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曾在某知名医院心内科就职一年。这也是一个人人艳羡并能看到广阔未来的好职业。

然而，一个女孩的死亡却改变了李逸的人生。当年还是实习医生的李逸收治了一个肺动脉高压患者，那是一个年轻漂亮并打算去法国留学的鲜活生命，才不到22岁。在这个女孩最后的生命里，与李逸谈了很多关于人生选择的东西，女孩告诉李逸，当一个年轻的生命要终止时，一切理想与选择都是不可能的……

不到一个月女孩就走了，这样的刺激让李逸陷入了沉思，他最大的梦想是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一名画家。最后，他选择放弃心血管内科医生的诱人职业，开始人生中第二次高考，同时决定珍惜有限的生命，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但命运往往是多变的，李逸在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时专业课的成绩获得满分，是当年第一名，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就读了中戏的舞台美术设计专业。而他也从一个戏剧的旁观者和爱好者，成为一个戏剧的行动者。

事实上，早在2002年李逸就曾在前辈制作人袁鸿组织的大学生戏剧节上当义工，并且被话剧所深深吸引。中戏毕业后，李逸在做了多部戏的舞台美术设计后逐渐开始做戏剧制作人。他与王合作了6部新浪潮戏剧作品，包括震动国内外戏剧界的《雷雨2.0》，新浪潮系列戏剧总共去过8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并得到了海外很多同行的认可。而他与王合作创立的新浪潮戏剧更是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如《椅子2.0》（大陆2012年度唯一入选亚洲导演戏剧节作品）、《海上花2.0》（2012年度唯一上海国际艺术节定制戏剧作品）等。新浪潮戏剧在精神上继承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在风格上打破窠臼、不拘一格。有人这样评说，新浪潮戏剧是属于未来的戏剧。

“到现在为止我总共做了37部戏，但去年一年就没有新作品。”李逸坦言，“因为相比电影电视，做话剧确实是不赚钱的，大部分戏首轮演出后，我们还要赔几万块钱，所以我需要做些其他的事情来把这些亏空赚出来。比如电视节目《超级演说家》和《奇迹梦工厂》《大侦探》系列的电视节目和播出剧集，以及一些院线影片都是我参与做的，然后我再用做电影和电视节目赚的钱来做话剧。”

李逸表示，“话剧现在远不是一个高盈利、高收入的行业。所以做话剧的人都很苦，演员、导演的收入少得可怜，没有信仰肯定坚持不下来。因为戏剧本身就是比较接近‘纯粹艺术’的一个体现，它的利润空间很小。比如在国际青年戏剧上总共制作了8个作品，而每一部，我作为制作人都要贴补两三万的亏空。话剧创作是个很艰苦的过程，只有真正喜欢它的人才能从中收获并坚持下来。”

但只要谈到话剧本身，李逸仍然眉飞色舞，“做话剧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本来就很喜欢曹禺，机缘巧合，《雷雨2.0》就由我来制作了；喜欢王小波，就参与了话剧《黄金时代》。还有《乔布斯的美丽与哀愁》、韩寒的《一座城池》，都是在很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最后成为口碑不错的作品。我最高产的时候一年做了8部戏，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戏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现在一些作品的落地演出是参加一些戏剧节和艺术节，但这也有很大的矛盾，作为一个团体必须要考虑盈利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商业化，所以那些商业作品必须怎么卖座怎么来，只能迎合大众的口味，但这样的作品可能就会在创作上有所顾忌；而去参加戏剧节的作品本身是需要一定的思想性和文化内涵，需要创作者和观众在思想和品位上的深度，而这样的作品我很少在国内公开演出。毕竟话剧的受众面本身就很小，能欣赏实验戏剧的人则更少，赔钱的可能更大。”李逸告诉《中国新时代》。

另一方面，优秀演员、优秀导演的流失也很让李逸心痛，“这也怨不得他们，你想想，排练一天话剧，很辛苦，才赚一二百块钱，但电影和电视普通演员的日薪也要好几百上千，而且电视与电影的机会对于演员和导演来说更大一些。所以没有足够艺术理想的人在戏剧圈根本熬不住。我们当初一起做话剧的那批人，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

李逸表示，“不仅演员、导演流失厉害，就连很多小剧场也经营不下去。曾经轰轰烈烈了将近4年的北京木马剧场现在也歇业了，我曾经与木马剧场合作了很多作品，但对于它的歇业我只能表示遗憾，但这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也算是必然的。”

说到这里，李逸叹息道，“民营剧场与民营剧团之所以生存艰难，不仅与话剧的受众群体不大有关，也与大众的消费习惯有关。在南方城市，认为观看有品味的话剧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体现身份及修养的象征；而在北京，大部分人觉得送的票才有面子，而且更倾向于单纯娱乐化的戏，而这样的商业环境并不十分利于话剧行业的健康发展。不过这我也不好说什么，我看了这么多年戏，我自己也很少买票。因为北京就是这样一种氛围。但相对来说，话剧的创作氛围北京是国内最好的，这里聚集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制作人、编剧、导演和演员，大家互相都很熟悉，彼此鼓励、彼此帮助，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另外，李逸也提到，“戏剧作为文化产业中重要的一支，民间及政府的支持力度都相对比较薄弱。在西方国家，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剧团，要么是政府扶持，要么是民间一些中产阶级自发资助，所以，他们的创作者和从业者更能专心做好自己的戏。而国内，做话剧的从业者，往往困扰最大的是盈利问题及生存问题。其实，话剧是关乎一个文化形式能否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力量很单薄，未来会怎样谁也说不好。在这个充满了现实但又对现实无力的土地上，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