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书健腕一帝师——清末民初莲花人朱益藩及其书法艺术浅析

朱益藩(1861~1937)，字艾卿，号定园，江西莲花县花塘村人，朱熹后裔，1892年(光绪十八年)授翰林院编修，任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总监督，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师傅”，即末代帝师。他桃李满天下，民国要人、名人为其门生者甚多，如刘春霖、邵力子、柳亚子、符定一(毛泽东的恩师)、胡仁源、于右任及晚辈如陈寅恪、陈师曾、溥儒、王国维、胡适、宋哲元、张学良等。

朱益藩年轻时满腔热情，渴望报效祖国，与同乡好友陈三立、文廷式、陈炽以及俞明震、范伯子等同为具有较强维新倾向的一批先觉者，积极推进维新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了著名的对日“但主拒，不主迎”的政治主张，成就了他一段“最明亮最荣耀的历史”。1901年、1921年，江西两次发大水，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朱益藩挺身而出，一次向朝廷上折“凡在江西境内贩运米粮，无论上、下游全免厘金一年”，另一次以个人名义向内务府借出所藏历代稀世珍品法书、名画百余件，将展览所得及各方捐款悉数寄往家乡赈灾，更是被传为佳话。

帝师朱益藩博学多才，尤其在书法艺术上颇有建树。他善写楷书、行书，尤善擘窠榜书，经常承代御笔书写匾额、春牌、福、寿字等。当年，溥仪的另一位汉文老师陈宝琛，过生日这天想请皇上赐一副对联。他自己拟好底稿后，却要求皇上让朱益藩代笔，对朱益藩的书法大加赞赏。有评者论，朱益藩的书法在清代可与刘石庵、翁覃溪并行，直追王梦楼、李春湖，“定园师得王法最深，随意缩临入帖，直欲古人似我”。其书品在晚清皇室宫廷更是备受尊崇。他做七十寿诞时，溥仪送的祝寿诗中有“善书健腕犹飞白，旨酒温颜自渥丹”句，对其书法给予了极高评价。当时，宫廷内外请其书写条幅、匾额者众多。庐山松门别墅有一中堂对联，就是陈三立请朱益藩题写的。

朱益藩自幼在父亲朱之杰的指导下识字、习字，受过严格的馆阁体书法的训练。早年学习欧、柳、赵诸家，中年兼师李北海、米襄阳等。传说，朱益藩那年乡试，考官看了他的卷子，觉得文章平平，本无录取之意，只是发现卷子上的字好，看后睡觉时随手将卷子丢在帐顶上。数天后临放榜，考官竟忘了朱益藩卷子还在帐顶，睡在床上忽闻帐顶上窸窣作响，而且放出毫光来。他急忙取下卷子，在灯下将这篇文章从头至尾又读一遍，顿觉字字珠玑，字好文佳，于是拍案叫绝：“老夫一时眼误，几乎与这栋梁之才失之交臂矣!”遂将朱益藩录取。

朱益藩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位博览精研宫廷秘藏书画真迹的鉴定家之一。晚年请他鉴定书画雅事不断，所题之跋尤为珍贵。居京期间，他得以观览、临摹内府所藏大量的古代碑帖及名家手迹，博采众长，眼界大开，书艺大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他的书法用笔妍丽遒劲，雍容冲和，宁静淡雅，法度严谨，充满了文人气。楷书往往下笔谨慎、一丝不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但又较好地解决了遵守法度和抒发性情之间的矛盾，即遵从楷法的同时融入行书的笔意，做到循矩而不失灵动，潇洒而不失严谨。就结体而言，其书法以内敛为主，但却随时通过个别笔画的伸展进行调整，在平正、稳重中追求变化，避免了死板和局促。晚年他受清末民初一些学者、士人倡导碑学的影响，书法逐渐走上了碑帖兼容的道路，许多作品也流露出碑味，境界有了大的提升。

以馆阁体为基调，格调自然受到限制。与董其昌、吴昌硕等具有开拓性的书法大家相比，朱益藩的书法略显率意不足，尤其是创新意识不够强，放在整个书法史上看，显然个性不是特别鲜明。然即便如此，也不会影响其书法的成就，更不会影响作为杰出乡贤，江西后人对他的尊崇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