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氍毹舞，《高粱》美如画

真是高兴，在大型新编晋剧《红高粱》首演之际，能够有幸到现场观瞻，并大饱眼福。

总体感受是，这是一场由山西晋剧界的艺术家们精心打造、演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山西风格气派、且相当有开创性的主旋律作品。

一是主题好。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山西的晋剧艺术家们倾情奉献了一场反映民族苦难、揭露法西斯罪恶、彰显民族精神的恢宏正剧，在儿女情长中贯通了一种附着在小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让观众为之警醒，荡气回肠。

二是地域风格鲜明。既做到了忠实原著，又做到了推陈出新。小说《红高粱》反映了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人民自发奋起抗日的故事。晋剧《红高粱》的故事框架贴近原著，红高粱、烧酒坊、大花轿等基本元素也出自于原著，但语言是山西的，表现的艺术样式是山西的，唱腔、曲式是山西的。开场戏中山西民歌的旋律悠然响起，一下子就让现场观众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特别是《红高粱》原著中那些已经成为经典、或者说已被观众思维固化的东西，如颠花轿、祭酒神的唱腔、唱词，剧中进行了全新改造，有了新的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新意，却正是三晋大地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反映。可以说，本剧用山西话讲出了山东故事，也讲好的山东故事。

三是场景不错。不论是环境的塑造，还是情节的设计，都很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从环境上说，社会环境也好，自然环境也罢，虽大都是从原著中“化”出来的，但是那种强烈的现场感、对视觉冲击力却是从文字中读不出来的。本剧还创设了一些新的场景，如主人公九儿哭祭罗汉、怒撕日本太阳旗的场景，就不是原著所有的，那一个撕心裂肺，那一种家国仇、民族恨，却相当打动观众。从情节上看，巧妙设计了双线结构，既有九儿个人的遭际，又有余占鳌、罗汉两人对九儿的或明或暗爱情，两条线索交织发展，共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也相当高明。如剧中小伙计“杀驴”的那幕戏，看似闲笔，却丰富了剧情，又为后文的情节推动埋藏了伏线，可谓闲笔不闲。还有余占鳌、九儿“激情高粱地”的那幕戏，在舞台的一角巧妙地推出了九儿的父亲，他的出现，既化解了观众对“激情戏”的尴尬，又增添了一种特别意趣，看似插科打诨的“俗”却成为情节安排上的一种“巧”，让观众为之宛尔。

四是演技高明。剧中的几位演员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特别是饰演九儿的师学丽，念唱作打，样样在行，或哭或笑，动人心魄。比如开场戏“颠花轿”一幕中，她在配合轿夫们的行走、颠轿中发声唱白，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其实是一种“一心二用”功夫，看似简单，但我意认为是很见功力的。再如“洞房”戏中的椅上功夫、“激情”戏中的舞蹈动作，这都不是传统晋剧演员的“看家行当”，但演员却做得很好，不能不让人折服。特别是其行动袅娜处如弱柳扶风，唱腔高亢处却能响遏行云，更是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但是，窃以为这台戏的最大亮点，还不是以上这些方面，而是以上诸方面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即强烈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前面已经谈到了许多，但还有好多地方值得点出来。譬如说，全剧倒叙的叙事结构，比如说叙事主体“我”在场外用旁白的形式交待背景、推进情节的表达方式，在传统戏曲中都是不多见的。再譬如说，在九儿临入“洞房”前，三个当事人以“三对面”的形式相互补白，深刻揭示了人性及人物心理世界的微妙复杂；同时，又以三个幼童的动态呈现，丰富了故事内容，打破了静态场面，营造了一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氛围，也都体现出编剧的匠心。

当然，所谓的创新，并不都是要“无中生有”地进行创造，也可以是非戏曲的、非晋剧元素的创造性运用。比如，在高粱地“激情”戏中，传统戏曲元素与舞剧舞蹈元素的融合混搭；比如全剧唱腔上多次对山西民歌元素的运用、对其他唱腔元素的借鉴吸收；再比如，在“洞房”戏中展现出的椅背功，这本来是蒲州梆子中的一项“绝活”，尤以蒲剧泰斗王存才、任跟心等在《挂画》一剧中进行过精彩演绎。晋南故谚中有所谓“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说法，所要看的，就是这个椅背上凌空表演的功夫。而这一元素，在本剧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吸纳和运用。

总之，正是本剧所体现出来的这些鲜明特点，正是艺术家们进行的这些大量创造性的劳动，才使这部作品表现出了特别的品位，不独民族特色、山西的风格浓厚热烈，而且也使本剧与诸多《红高粱》艺术表现形式（如电影、电视、舞剧等）区隔开来，成为独树一帜的“这一个”。

当然，作为刚刚打磨成形、首场演出的剧目，我也不能太多溢美之词，否则就有“捧杀”之嫌了。下面再谈谈个人认为欠缺的地方。

窃以为本剧的突破之难，其实也难在推陈出新上。《红高粱》是莫言的成名之作，且不说在此之前《红高粱》已经有过电影、电视、舞剧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呈现，单就莫言因诺贝尔奖得享大名以来，又有多少人关注其作品、关注《红高粱》？要从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固有范式中挣脱出来，打造一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红高粱》，成为特出独立的“这一个”，实在是一件太难太难的工作。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晋剧《红高粱》还是有缺陷的，打磨得还不够精细，还缺少一份应该担当起来的“个性”。

一是细节上抠得还不够细，个别地方还欠推敲。比如九儿哭祭罗汉的那场戏，日本鬼子射杀了多名中国百姓，但主人公的唱词设计，仅仅注意到了罗汉的死和孙五的疯，这就将血腥的场面表达得很不够。再比如，场外人物“我”从何来的问题，本来是莫言原著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本剧中却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剧情只表现了一年的时间跨度，那么，如何使九儿成为“我”的奶奶，就让观众打上了疑问。可以理解，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照应由此诱发的许多冲突，剧作者因此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但这一点，恰恰可能成为作品的“硬伤”。
二是人物塑造上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余占鳌这个人物，本来是一个亦正亦邪、邪不压正，相当有义气、有正义感的人物，但人物的正气在剧中表现得不很够，邪气、匪气显得多了些。比如说罗汉大哥，从一个委曲求全的人转化成一个凛然正义的人，其爆发点就仅仅因为“两头驴”，这个过渡未免牵强了点，转化也忒快了点。

三是个别唱词上还欠精通，并因此影响了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窃以为，剧中余占鳌的唱词设计得很好，简洁、干脆，很符合其敢作敢为、快意恩仇的个性。但九儿的唱词就缺憾一些，九儿是一个性情刚烈、个性鲜明的女子，与此相应的唱词就应该是斩截的、明快的、热烈的，但是全剧中这个人物泣泣噎噎的场面太多，就不太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开场戏中，唱词太冗长了，半天切不到主题，让人着急。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锤炼得不够，二是唱词的叙事性太强了些。戏曲的唱词，一定是抒情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如果用唱词来讲故事，咿咿呀呀的，必然伤害表达的流利和情节的演进。窃以为这一点是剧作者应该注意修正的。

当然，这里所谓的缺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薄之见，未必禁得住推敲，而且即使存在这些矛盾，晋剧《红高粱》也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出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