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音乐来自哪里？上海民乐团高胡演奏大师李肇芳说，广东音乐诞生于上海，是上海的海纳百川的环境，培育了广东音乐的诞生。
62岁的李肇芳，这次前来新加坡，于3月6日和7日，在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担任《粤韵风华》音乐会的高胡独奏。
在接受南洋视界专访时，李肇芳对能到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聚集地来演出感到兴奋。他指出，广东音乐和广东音乐中的高胡，诞生于上海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
李肇芳在专访中说，广东音乐的源流可追溯到岭南的本土音乐。这种音乐主要用于广东戏的过场音乐，属于小曲一类的音乐。
但是，由于清末民初，大量的文化人聚集于上海，使得上海成为中国各路文化的交汇处。而当时大量的广东文化人也都汇集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广东人，最多时达到了60万人。
李肇芳说，其实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都聚集了广东的商人，而文化艺术界更是广东人的天下，如电影名伶阮玲玉和胡蝶，都是广东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第二代电影人，几乎都是广东人，如郑君里等。
在音乐方面，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中90%的教师为广东人。
也就是在上海这样的氛围中，来自广东的音乐人在上海，就开始改革民乐的乐器，这当中有扬琴和高胡等。最著名的音乐大师吕文成就是这些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
吕文成是中国第一个将小提琴奏高音的技巧移到二胡上，拓宽了二胡的音域；并采用两腿夹琴筒的演奏方法，使二胡的音质变得高且柔和；又将二胡的外弦换上小提琴的钢丝E弦，高音区的声音因此而明亮高亢；之后，他再将原二胡的定弦提高了四度，大大地丰富了高胡的表现力。1949年前后，吕文成创造的“高音二胡”被正式定名为“高胡”。
李肇芳说，正是因为吕文成对音乐的探索和改革，才有了广东音乐。
有趣的是，“广东音乐”这四个字，竟然是上海人创造的，因为上海人觉得广东人的音乐很好听，于是就称之为“广东音乐”，渐渐地也就约定成俗了。
李肇芳认为，上海当年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及百家争鸣的氛围，为广东音乐的现代化——包括作曲和演奏——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没有上海的多元文化，也就没有吕文成，而没有吕文成，也就没有广东音乐，”李肇芳说。
因此，“上海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高胡和文化意义上‘广东音乐’的诞生和发祥地。”
由于上海当时已经有了唱片工业，因此，广东音乐又从上海，以唱片为载体，走向了全国甚至海外华人社群，使得广东音乐影响更大，至今经久不息。
李肇芳本人也是在上海落户的广东籍人士，他6岁起师承在沪广东音乐大家陈日英、陈俊英学习高胡、扬琴。并以优异考分进入素有“中国音乐家摇篮”之称的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接受严格系统的音乐教育。1966年进入上海民族乐团，1980年起担任了近20年乐团首席及乐团艺术委员会委员。先后随乐团和艺术家小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及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十几次出访欧美日、东南亚及港澳台近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次，在新加坡华乐团的音乐会中，李肇芳将演奏著名的《凯旋》等曲目。
《凯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主题音乐，由一代粤乐作曲及演奏名家陈俊英1931年所创作。近八十多年来一直被视作高胡经典名作名扬四海。是高胡第一部有很高艺术性、技术性及思想性的作品。
李肇芳说：“《凯旋》一曲，不但有技法、有章法，也是最早的有华彩乐段的高胡曲目。”
《凯旋》第一段开门见山地展现出前方将士胜利凯旋的英姿勃发和大将风度。华彩乐段深刻抒发了对阵亡先烈的哀悼和追思。第三大段快板以层层递进的节奏将乐曲体现凯旋之师一往无前的精神推向高潮。
李肇芳将演奏的另一个高胡协奏曲《昭君怨》，是一首广东音乐最为感人至深，流传最广的代表性名曲。乐曲以高胡委婉、凄美的音色，细腻入微的演奏，深刻描述了汉代女子王昭君深明大义，出塞和番，背井离乡，西出阳关，哀而不伤，怨而无恨的古代女子高尚的情怀。最后一段乐曲更形象描述了昭君胡笳声声，步步出关时，心情跌宕起伏催人泪下的情景。
李肇芳对在新加坡的演出充满了期待。他说，新加坡和当年的上海一样，也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多元文化聚集地的特征。
他说：“什么叫国家大？国家大的含义是胸襟大、有眼光。”
李肇芳以新加坡华乐团成为民乐届首屈一指的乐团为例，对新加坡在华乐上能继续发展，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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