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山大胆创新,是把艺人“单跪式”改为站着唱的“第一人”,同时又在传统“数来宝”的基础上创造了“快板”这一艺术形式。高凤山七岁拜天桥老艺人曹德奎(外号曹麻子)为师,学唱数来宝。拜师后,每日早起晚睡,洗衣、做饭、买东西,光是伺候师父、师娘就累得够呛,何谈学艺呢。开蒙学的一些段子,都是“偷”来的,像《诸葛亮押宝》、《一窝黑》等节目,是师傅演唱时,他强记硬背学来的。学了仨月,师傅说:“你可以自己奔饭啦。”就这样,高凤山走上了卖艺的道路。数来宝的传统表演方式是蹲在地上唱,不许站起来。高凤山也不能例外,可他总觉得别扭,想动也动不起来,最多只能扬着头与观众交流一下,其他都受到限制。
高凤山想,人家唱戏的又有眼神,又有身段,一扬马鞭就上马,一扶车旗就行车,能把各种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分得出谁是张飞,谁是李逵,谁是莺莺,谁是红娘,演起来那么洒脱,那么自如。可我蹲在地上唱,有劲使不上,这不是费力不讨好么?我何不也站起来试试!于是他下定决心,改蹲唱为站起来唱,并加上手势、眼神及面部表情等动作。这一改非同小可,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
1860年,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天津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等九国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在天津老城的南面,曾经有一大片水洼地,开始并没有人居住,随着人口的增多,这里渐渐形成了一片陆地,由于这里位于法国和日本的租界之外,因此被称为“三不管”。
1935年冬天,在天津“三不管”一个不大的书馆里,馆主崔老太太正在整理着桌椅板凳,准备着一天的演出,高凤山来到她面前,央求崔老太太能让他在这里试着表演一段数来宝。崔老太太见他还算机灵,便答应让他在正式演出前表演一个开场小段招揽观众,叫“唱板凳头儿”。但崔老太太怕他唱不好,只给他摆了两条板凳。板凳多,说明艺人本事大,能挣钱;板凳少,则说明观众少,没能耐。第一次演出,14岁的高凤山唱起了反映军阀混战的《直奉大战》,《打南口》等故事性较强的时事新闻唱段。他口齿清楚,声音脆亮,可在表演方式上却和一般艺人不一样。他的表演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不仅大胆吸取了戏曲和评书的一些表演手法,还加进了许多与内容相吻合的曲艺动作,让观众耳目一新。高凤山表演的创新数来宝很受欢迎,让崔老太太对他刮目相看。第二天他再演出时,板凳的数量和时间都增加了一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会有人来看他的表演。在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了高亢、脆美、流畅的独特风格,并与另外一位数来宝艺人王凤山一起,成为当时颇为著名的数来宝艺人。和其他艺人一样,高凤山不仅唱数来宝,也表演相声。他拜前辈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并先后与相声名家马三立、白全福、朱相臣等人搭档。
随着天津整个市区的繁荣发展,“三不管”的范围日益扩大,高凤山得到了充分锻炼,但由于年幼,一开始就受到了当地混混儿的欺辱。正因为他唱的新段子火,第四天就有流氓地痞找上门了,逼迫高凤山拜他们为师,并把高凤山收入的七成都拿走了。无奈高凤山只好忍气吞声。从此,他虽然是唱一场“火”一场,可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却进了这些混混儿的腰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高凤山返回北京。此时,他的师傅曹德奎大病不起,奄奄一息,高凤山又后悔又难过,赶紧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替师傅还了住店钱。不久,曹德奎去世,高凤山又雇了一辆车,走了五十多里地,把师傅送回了老家。这时候的天津人心惶惶,小梨园、燕乐等著名曲艺演出场所观众锐减,著名的“曲艺五大王”中的金派梅花大鼓创始人金万昌、单弦大王荣健臣、相声大王张寿臣等人纷纷离开天津。其他许多艺人,如马三立、高寿亭也离开天津去了济南。专攻快板书和数来宝新中国成立后,从水深火热中挣扎出来的高凤山饱尝黄连知蜜甜,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生活中。他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为发展相声艺术,净化相声语言尽心尽力。后来专攻快板书、数来宝,晚年主要从事曲艺教学工作。他演唱快板书,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板槽极稳而又富于变化。在说、逗结合方面,尤有独到之处。其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羽煮海》等。高凤山退休前是北京市曲艺团级别最高的演员,曾由老市长彭真任命为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