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为历代贸易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山西人来山东经商为时甚早，济宁、菏泽、聊城在明代就已有了规模宏大的山西会馆。这些山西商人，经营典当、钱庄行业，在山东境内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他们长期定居山东，在这种形式下，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的戏曲和班社自然也流入山东鲁西南一代，在不少剧目中也反映出当时山西商人到鲁西南等地做买卖的情形。诸如《奇错》、《换妻》等。因此，四大古老剧种之一的“西梆”，早期流入鲁西南济宁、菏泽等地后，受到当地文化、方言、习俗的影响，加上当地及其他戏曲形式的影响。也就顺其自然地逐步演变成今天的山东梆子。
据清乾隆（1736—1795）时人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载：“院本之后，演为曼绰，为弦索。……弦索流于北部……陕西人歌之为秦腔。……至于燕、京及齐、晋、中州，音虽递改，不过即其本土所近者少变之。”其中的“齐”，就是指山东。又据乾隆五十年刊印的吴长元《燕兰小谱》载：“花部四十四人”中，有于永亭（即墨人）、孟九儿（历城人）是山东人。其中孟九儿隶大春部“演百花公主，戎衣结束，秀媚中颇饶英气……。其他杂部则梆子腔，俱多为京班别派。”后面的附诗中还有“筝阮调高蛙漏促，踏摇娘苦月三更”句，可知当时是用筝、阮等弹拨乐器伴奏的。所谓“京班别派”的“梆子腔”，多为山陕梆子。据嘉庆十五年（1810）刊印的留青阁小史《听春新咏西部》“金庆儿”条：“姓金名元庆，字菊人，又字绣卿，年十五，山东兖州人（大顺部）。”该条附诗说：“齐歈不唱唱秦声，怯怯玉喉度玉筝。”说明山东艺人进京后，不唱“齐歈”而改唱山陕梆子，也使用弹拨乐器（筝）伴奏。就两书所述的伴奏乐器，也与山东梆子早期用大弦（八楞月琴）伴奏是相吻合的。
上述文字资料可证明，至迟在乾隆年间山东境内已有本地梆子存在，且有山东籍演员到北京演出。这一点，与山东梆子老艺人追述中的时间较接近。
据资料考证，济宁财神阁的高调老班“五福班”，是明朝万历皇帝登基（1573年）以前由李翰林创办的，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为证实这段历史，1957年山东省戏曲研究室曾专门调查走访了山东梆子老艺人段广才（艺名段珩，1889年生），他讲：“听我老师张恩普说（济宁人，花脸），济宁财神阁的高调五福班是明朝万历皇帝登基以前由李翰林创办，至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这个班垮了不过五六十年”。另据巨野大姚班最后一代班主姚保员介绍：“姚班始建于清代，姚孔绰是第一代传人，到我已是第九代了。姚班至今已有280多年的历史”。再综合其它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山东梆子约在清初就相当流行了，而它的产生，则可以推溯到明代的后期。
可见，时至今日，济宁东门里财神阁高调五福班，汶上县大曹班、崇圣府班，巨野县田家班、大姚班等，成班均有300多年之久，其活动范围遍及菏泽、济宁地区，以及泰安、聊城、临沂地区的许多城镇、农村。过去，不少职业班社和著名演员经常到豫东、苏北、皖北、冀南一带流动演出。
山东梆子原无女演员。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出现首批女演员，如巨野县的“女班”中，小冷儿（旦）、小景儿（旦）均是受到群众欢迎的女演员。此后，其他班社也陆续吸收女演员扮演旦行，较著名的有单县四班的王德兰、绿大褂子、红大褂子（小环），巨野县孔班的李翠喜，汶上县萱楼班的吴太云，莘县沈庄的大金等，其中大金并能唱黑脸。王绍明（红脸、黑脸）与孙致平（旦）曾在上海百代公司灌制过标名“山东梆子”的唱片。
与此同时，曾有一些山东梆子艺人去外省演出，如魏二（红脸）、么五（小生）、李二黑心（黑脸）、唐进功（艺名三托，旦）、张克明（艺名一棵葱，旦）等曾演出于江苏、河南等地。直到1930年前后，河南东部（包括开封）仍常到鲁西南邀角。当时较出色的演员有王锡堂（艺名桂花油，曹县曹家班出科，青衣花旦）、刘德润（红脸王）、黄儒秀（艺名黄娃，定陶县东三义堂出科，文武小生）、孙子高（孙三，曹县曹家班出科，黑脸）、赵义庭（曹县火神台班出科，小生）、崔云芳（女）等。但在这一时期，河南梆子（豫剧）崛起，而鲁西南一带因受连年战争影响，社会动荡不定，山东梆子的发展受到阻碍。至40年代初，一些河南梆子演员，如李金娥、徐凤云、陈素花、马金凤等都曾到菏泽地区演出，从而是山东梆子唱腔受到了河南梆子影响。据1953年山东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组调查，山东全省四十三个梆子剧团，其唱腔很多吸收了豫西调的成分，使山东梆子的唱腔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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