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生
平
少年学艺
由于父亲严司明和母亲离异，严凤英在四五岁时，就回到祖父母居住的罗家岭，学唱了流传于当地的不少民歌。因为抗战爆发，她的父亲严司明也回到家乡，闲居无聊时，教她唱京剧，这使她与戏剧艺术有了接触。
在她十来岁时，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授艺，严凤英由此与黄梅戏结下缘分。她始而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傅，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并学会了《送香茶》、《春香闹学》等传统戏中的单折。
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从四五岁到十五岁，严凤英度过了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道路的准备时期。
坎坷艺程
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可她却没有放弃这条已然迈出第一步的道路，继续参加黄梅戏班的演出活动，终至离开家庭，从桐城唱到怀宁、枞阳等外县，唱到当时的省会安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她于1947年底避走南京学习京昆艺术与歌舞，不知情者说她此时失踪了。其实，在她避走途中，由她的祖父护送，曾路经秋浦，在秋浦河两岸和殷汇镇上唱了三个月的黄梅戏，在严凤英短暂的黄梅戏生涯中，她的这段避走秋浦唱黄梅的故事鲜为人知。
1947年10月，17岁的严凤英凭借灵雀般的歌喉和轻盈舞姿吸引了秋浦两岸的百姓，深受大伯大婶们的喜爱。严凤英是随她的师父程积善（贵池晏塘人）来到秋浦的，当时搭班唱戏的还有铜陵的桂月娥、桂天赐，殷汇的宋再春、洪连梓等老艺人。先在高坦一大地主的后花园搭台唱，后在灌口祠堂里唱，据说在唱《槐荫别》时，严凤英来了例假，被广大的秋浦观众谅解后，又深为没有看到严凤英“别夫上天”的精彩表演而惋惜。最后在殷汇老街苏家当铺大屋唱，据说当时票价仅为三角一张（旧币）。
严凤英在秋浦河两岸前后共唱了三个月，不仅艺高，人也好，肯结人缘，在秋浦唱戏时，每到一处，还和房东结了干妈干婶。据还健在的八旬老人韩发祥回忆，严凤英在殷汇唱戏时，恰逢他结婚，新婚之夜，严凤英还和当地小姐妹们一齐闹新房，大伯、大婶们亲切地喊她“小严”或“红六”，她口口声声答应得亲嫡嫡的像亲生女儿一样。
随着舞台实践的不断丰富，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她本来就有较好的演唱天赋，又虚心向前辈艺术家学习，她回忆道：“我到安庆想把戏演好，就努力学习。那时学表演，主要靠观摩，看老前辈在台上一举一动怎么做，我就一点一滴记在心里，然后照葫芦画瓢搬上舞台。因为我是女性，演旦角戏的动作要细腻些，像是那么回事，观众看得很有味，反映说严凤英的‘小做‘很好。”正是凭着这种学习精神，严凤英在表演艺术上崭露头角。
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社会，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严凤英非但没有得到扶助，反而遭到摧残，她被迫一次次地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
一代宗师
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
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解放前夕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
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解放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从而也激发了她积蓄已久的艺术创造热情。同年，她应邀到上海演出，她在戏中所塑造的角色，情感真挚，性格鲜明，唱腔优美动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严凤英也因此被上海观众誉为造诣很深的艺术家。
1953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
1954年的华东区戏曲会演，是严凤英事业走向辉煌的重要一步，这次汇演直接为1955年电影《天仙配》拍摄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影的播映，黄梅戏从安徽省的一个地方小剧种，变成了全国皆知的剧种。
从1953年到1965年，她的表演艺术水平也不断腾跃，既形成了独自的风格特色，又代表着当时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并对剧种风格的形成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3年间，严凤英演出了50多个大小剧目，尤其在《天仙配》、《女驸马》中塑造的七仙女、冯素贞的艺术形象，已成了她的代表作，也是黄梅戏中的珍品。
严凤英的唱腔亮丽沙甜，委婉动听，韵味浓郁，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等唱腔之长，将它们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誉为“严派”，广为流传。在短暂的艺术生命中，严凤英主演的大戏有20多个，小戏近30个，此外还拍了3部电影，曾多次与王少舫一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演出，被田汉同志誉为“黄梅戏里的梅兰芳”，被国人称为黄梅戏的“一代宗师”。
宕跌情感
一段没有结果的情感
严凤英的男友是安庆军区的业务骨干王兆乾。王兆乾住在伯父家，他的伯母是德国人，伯父有钱。
王兆乾和严凤英是一起学跳交谊舞认识的。王兆乾是个很有才气的人，1947年在大别山时，即开始搜集民间音乐和黄梅调。1949年9月，将《王贵与李香香》改编为黄梅调上演，首次为黄梅戏改革探索了道。他是《黄梅戏音乐》的作者，50年代即开始研究“傩戏”。
1953年， 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演出《打猪草》，带了礼物，想去甘家表达谢意。王兆乾不让她去，但严凤英坚持要去。“王兆乾就悄悄跟着去了，还碰见了甘律之。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严凤英介绍甘律之时说，这是我过去的朋友，又一指王兆乾，说，这是我现在的爱人。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怒气难抑的王兆乾还是当场打了她一个耳光。”说起严凤英的这段经历，吴琼很是感慨。个性刚烈的严凤英不堪受辱，坚决与王兆乾分手了。
这样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50年代初，严凤英生下第一个儿子王小亚，小亚出生前，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严凤英的师姐、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评价严凤英的特点是性格倔强。那时，严凤英已经怀了身孕，上世纪50年代初，未婚生子要背负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严凤英并不在乎。
一次无疾而终的婚姻
严凤英为生计在南京舞厅唱歌时，认识了当时南京有名的“甘家大院”的三少爷甘律之。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严凤英曾经在甘家居住，学习“京、昆”艺术。
甘家的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认识了正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1951年，严凤英回安庆，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儿子王小亚出生时，陪伴在严凤英身边的是甘律之，王兆乾只是发来一封电报，祝母子平安。1954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结婚了。“这次婚姻有报恩的成分，毕竟甘律之给过她很多帮助，而且当时甘的境况也不好。”吴琼说。甘律之在严凤英同事的眼中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刚和她住到剧院这边的时候，见人就鞠躬，别人都很不习惯。他很有修养 ，不像从底层生活上来的人那样大大咧咧的。”
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做生意，但很不成功，严凤英演出了《天仙配》，在安徽省内声名日起、蒸蒸日上，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1956年，严凤英和甘律之离婚。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最后的幸福
19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了导演王冠亚，并与之结婚。时白林回忆说，严凤英是个浪漫的人。下班时，经常看到她趴在三楼的窗口，等丈夫回家吃饭。王冠亚个性温和体贴，婚后两人感情很好。
无论事业还是家庭，这都是严凤英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评剧演员新凤霞曾回忆说：“冠亚老实，对凤英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她带来一点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1968年4月8日，严凤英不堪在“文革”中受到的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她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他把精力用在给严凤英写传、拍传记电视剧上。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剧《严凤英》，就是他编剧的。
2013年4月16日早晨5点30分，王冠亚在合肥逝世，享年84岁。遵照王冠亚的遗嘱及子女的意见，丧事从简，家里没有设灵堂，也没有摆放花圈，不时有生前好友从各地赶来，送别这位戏曲界的泰斗。
被迫自杀
“文革”中，严凤英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
1968年4月7日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
平反昭雪
1978年5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宣布为严凤英平反昭雪。同年8月21日，省文化局举行了严凤英骨灰安放仪式。
艺
术
风
格
唱腔艺术
中国戏曲从形成之初始，其艺术表演手段中就有了不可缺少的一项——歌唱，这是它有别于西方话剧艺术的明显特征。观众步入剧场的心态既是“看”戏，更是“听”戏，在相同腔调和其他演员演唱的比照之下，他们审听着眼前演员的演唱是否动人，技巧是否高超，希冀自己被征服。因此，一个戏曲演员，其成就的高低首先就表现在歌唱水平上。严凤英也不例外，她的唱腔，极富艺术魅力，令每个听众都过耳难忘。严凤英的先天嗓音好，沙甜的音色尤其适合演唱黄梅戏。但是，她的唱腔之所以能够倾倒观众听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她善于创造。
严凤英的唱腔，首先贯穿着一个“情”字，在深入把握人物性格、测度具体戏剧情境后，以声传情，以情带声，即所谓“洞达事物之情状”，“发古人之喜怒哀乐，忧悲愉快”，也是李渔所指出的“唱曲宜有曲情”，有了“情”才能“变死音为活曲，化歌者为文人”。她嗓音清脆甜美，唱腔朴实圆润，演唱明快真挚，吐字清晰，韵味醇厚，并注重从人物感情出发，力求达到声情并茂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天仙配》是她演唱十分成功的一部作品，她曾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谈过自己的演唱体会，充分表明了她对七仙女在特定情境中情感的把握，并介绍了自己在演唱中的处理方法。例如：“我本住在蓬莱村”一句，她的理解是：“当董永问‘但不知大姐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去？’这个意外的问题假如答不出来，或者答迟了，都要露出马脚。”所以马上接唱。“前半句七女的心情有点发慌，后半句则是撒谎，谎撒得比较圆满，还带着有几分自我欣赏的情绪。”撒谎——心慌——自我欣赏，她正是在把握了特定情境和七仙女欲爱还羞的情感基础上，完满地处理了这一句以及这一段唱腔。再如“分别”一场中，“董郎昏迷在荒郊，哭得七女泪如涛”两句，严凤英理解是“好像是压在肚子里的一肚子苦水，‘蓬‘地一下突破了一个缺口，迸发出来，所以感情是非常激动的”；而于“你我夫妻多和好，我怎忍心将你抛”两句，“虽然也是悲恸的，但要平稳些、缠绵些，这样才好表示她和董永夫妇恩爱的感情”。
理解得如此深入，唱出后才十分打动人心，唱腔才有了灵魂，有了魅力。也因为如此，她在不同的剧中扮演不同的人物，乃至同一剧中同一个人物，声音色彩都有差异。《打猪草》中透出的是娇稚明亮的奶腔，《夫妻观灯》中给人以爽朗与宽厚的感受，《天仙配》“路遇”中的唱腔流露出的是娇羞与自信，《牛郎织女》中她的音色中就可以直接传达出的是沉郁和压抑。不必观看舞台演出，从她的唱腔中就可以直接领悟到人物身份、性格和情感，她的唱腔足以“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仅仅靠声音，她就把人们带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严凤英的唱腔不仅“动听”，而且“好听”，这是她恰当地运用嗓音对黄梅戏声腔进行处理的结果，使演唱“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对于这一方面的成就，申非伊的《严凤英唱腔初探》作了细致的分析。她既遵从传统戏曲演唱“字正腔圆”的标准，更追求“啭”、“润”的效果。比如《天仙配》“满工对唱”这段唱腔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准确把握字音声调基础上，大量运用前倚音，造成下滑、上挂的效果，并且按字调字情的不同，每句都有不同的唱法，使得唱腔生动而不呆滞，既明快又有浓厚的抒情意味，既纯直又圆润丰满，令人品味不尽。此外，她还经常运用颤音、擞音、顿音等方法，一方面服务于人物情感的表达，另外一方面又使唱腔更加婉转动听。
“语音辨别，字真句明”，这是胡祗遹提出的演唱要求，也是戏曲演唱的基本准则。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演员就未能将曲意传送到观众的耳中，艺术效果必然大打折扣。严凤英在演唱中十分注重一点，她的咬字吐字异常清晰，字音结实丰满，观众易听易懂。她既学习京剧的吐字方法，又注重保持黄梅戏语言的地方特色，将两者糅合使用，力求最佳歌唱效果，她对徒弟田玉莲曾说过一段关于吐字的认识：“我是借用了京剧的一些吐字方法与安庆话糅合在一起的。比如安庆话念‘春风送暖‘的‘暖’字，就念成‘卵’字，这样就不好听，就得改用普通话，念‘暖’，这样音就圆了。又如：‘我有一言奉劝君’中的‘’劝‘字，安庆话念‘串’字，这也应该改用普通话的‘劝’字音。但是‘小女子也有伤心事’的‘事’字，就不能按普通话来念，就得按安庆话来念，把‘事’仿成‘四‘音，如念‘事’就不像黄梅戏了。”由此可见她在演唱中对咬字吐字的讲究，这同样是她的唱腔广受欢迎、时被模仿、影响久远的原因之一。
戏曲表演
严凤英除了在唱腔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外，在舞台上乃至银幕的表演上，同样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凡是没有感觉到和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的活的情感，是说不上真正的艺术创造的。”
斯氏的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戏曲，但中国的戏曲表演不能没有“体验”，李渔要求演员“解明曲意”，“得其义而后唱，唱时以精神贯串其中，务求酷肖”，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得更明确：“唱者必先设身处地，摹仿其人之性情气象，宛若其人之自述”，要求的都是“体验”。她所塑造的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江姐等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令人难忘。她在表演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可用“细腻”、“传神”四个字来概括。短短的一段戏，严凤英需要理解得极其细致，完全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再加上与对手的感应交流，才能最终转化成一段生动细腻的舞台表演来，使观众为之担心，又忍俊不禁，领略美的创造。
戏曲表演不仅需要深入体验角色的感情世界，还需要借助独特的表现手法——程式，将人物性格与感情再现出来。黄梅戏由“三打七唱”的民间小戏发展而来，表演程式积累不多，这为严凤英表演设下了重重困难，但同时又给她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
严凤英的方法是：一是向昆剧、京剧等积淀丰厚的戏曲学习借鉴，以丰富自己的表演手段；二是回到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为依据，创造性地运用程式，让程式为表现人物服务，程式是手段，演活人物是目的。例如《女驸马》中“状元府”一场，当刘文举传旨招她为驸马，哥哥又指出事态严重性后，“为了表现冯素珍的那种心慌意乱一筹莫展的焦急心情，我糅合了旦角和生角的不同表演程式，较为恰当地表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这段戏里，手按纱帽，双眉紧锁，在场上以旦角的台步踱来踱去，筹思万全之计。这时只有我（冯素珍）和你（春红）两人，环境允许我们暂时恢复女儿身份，同时也由于心烦意乱再也无法顾及这些细节（指状元公的体统）。因此，虽然穿着靴子，还是用旦角的台步，这样做，对于表现冯素珍此时此刻的典型性格就较为得体。”同一角色，既用生角的程式，又用旦角的程式，这在行当划分严格的京剧中恐怕是不可能的，而在严凤英这里却变成了现实，并且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欢迎，于中可见严凤英表演艺术成就的又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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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黄梅皇后
严凤英虽然只活了38岁，但她对黄梅戏的发展作了卓越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
严凤英从15岁开始登台演出，她天赋的嗓音、艺术领悟力以及向前辈艺人虚心学习的精神，使她所扮演的舞台形象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主演了50多部大小剧目，塑造了陶金花、七仙女、冯素珍、织女、江姐，以及《春香传》中的春香、《打金枝》中的公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正因为她对形象塑造得成功，黄梅戏由流传一隅的小剧种迅速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和喜爱，从1952年在上海演出《打猪草》而获得交口称赞，到1954年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员一等奖，再到她主演的《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被搬上银幕，严凤英个人的表演与黄梅戏的声誉鹊起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对艺术天赋的领悟，严凤英还是一位富于学习与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从她登台演出到新中国成立初年，黄梅戏的生存环境艰难，表演艺术水平也处在粗糙的状态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严凤英和一批新文艺工作者为提高黄梅戏的艺术水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她既虚心向前辈艺人学习，借鉴传统，更注重向兄弟剧种学习，曾拜北昆名家白云生为师学习京昆的程式动作，并融会贯通，用之于自己的表演中，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期间，她“向范瑞娟学习她扮演严兰贞的感情处理与水袖运用”。在音乐唱腔上，她支持音乐改革，经常提出建议并带头试唱，同时又在充分把握角色思想感情后赋予自己的创造。
严凤英的表演艺术，对黄梅戏剧种的特色和风格，还起到了极大的强化作用。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黄梅戏源于农村，带着朴实自然的气息，严凤英的演唱使之更加优美动听，形成了黄梅戏不同于京剧的沉厚、越剧的清丽、豫剧的豪迈的自然、优美、亲切的音乐风格；其二、由于严凤英表演艺术精湛，唱腔优美动听，逐渐形成了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式，更加喜爱女性形象和女声唱腔。这种审美心理定式反馈到剧种自身，又使之在女性角色、女声唱腔本来已占优势的传统上，更加强化了这一特色，旦角戏在黄梅戏中占着最重要的位置，与其他剧种相比，黄梅戏的这一特色也十分明显，它与严凤英的表演艺术成就是密切相关的。
严凤英所作的努力，既为自己创立了典范之作，又为黄梅戏剧作家、音乐家架起了一座通往观众的桥梁。她以一己之力使黄梅戏的表演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使黄梅戏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张力大大的增强。
名家点评
赖少其《纪念严凤英》：“十年落花无数，何来锦囊，亦无埋花处，花在泪中难为土。举起招魂幡，犹有伤心处，春满江淮花起舞，燕子已归来，君在九天碧落处。”
李明杠《念奴娇·忆严凤英》：“岭头梅蕊，只明眸一瞬，众芳无色。歌舞淋漓情尽致，回荡大江南北，流韵山乡，蜚声环宇，此情真难得。画楼人坠，痴情留语堪泣。无意触动红墙，纯良姝丽怎抵凶雷击？一片冰心天可鉴，休向瑶台寻觅。湖上仙姿，翩翩起舞，又唱春潮急。歌凝花醉，有人亭畔横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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