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的水陆重镇,历史上曾两次大规模地出现棒棒。
19世纪末开埠以来,更是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大量的货物都要依赖人工
转运。那时的重庆,“棒棒军”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那时候,城区开始向上半城拓展。而上半城水源稀缺,需要靠人力从长江、嘉陵江挑水。
在三峡博物馆,陈放着这样一组照片:1932年天旱,重庆各供水站挤满了等待取水的孩子;一群挑水工正挑着木桶爬坡上坎……挑水工也许就是棒棒的前身。后随着重庆上半城自来水管网的完善,棒棒一度开始减少。
据《重庆民俗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记载,棒棒军规模一度很大,并形成了局、号等行帮组织。
同治五年(1886年)由昆明迁渝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到上世纪初已经发展为重庆“棒棒军”行业的大佬,除经营人力运输业外,还开设有自己的钱庄,经营汇兑及现金业务。
生意做大了,自然要建祠堂光宗耀祖,而“棒棒”出生的老板还颇有些“饮水思源”的情怀,将他当年入行时用过的扁担、绳子、木杵、垫肩,供奉在位于麦子市的祠堂的神龛上,让它们享受子孙后代的膜拜与敬仰。
在抗战中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将大量人员和10万吨迁川工厂物资由宜昌抢运到重庆,被誉为中
生活杂志:中国苦力老龚(音译)灿烂的笑着
国“敦克尔克”战役的功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也是“棒棒”的后代。
当他抢运的物资到达重庆后,“棒棒军”用肩挑背磨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了这一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
在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卡尔·迈当斯的镜头中,一群当年的“棒棒军”抬着沉重的设备在河滩上艰难前行,正午的阳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遍布乱石的河滩上,脚下的草鞋已经破烂不堪,瘦骨嶙峋的身体显示出他们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的生活境况。
而在另一张他们背面拍摄的照片,更真切地展示了他们劳动时的艰辛,他们不但要涉过河滩上的泥泞,还要跨过旁边杂乱的障碍。
重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出现棒棒军,是1980年代后的事儿了。这一轮棒棒军的“勃兴”,在1990年前后达到顶峰。而这一时间段,也几乎和重庆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
2011年11月1日重庆市社科院发布《重庆“棒棒军”生存徘徊与发展前景》调查报告,称重庆主城棒棒军、力哥越来越少。有市民由此感叹力哥减少带来的生活不便,惋惜正在消失的区域文化现象,经济学家也忧虑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