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走向书法的第一步-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

讨论战国秦汉时代，从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战国秦简算起。历史上的这段时期毫无疑问具有时代的意义：诸侯割据第一次得到了统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它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自此进人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汉王朝建立以后，吸取了秦王朝短期内覆灭的惨痛教训，采取了“持以道德、辅以仁义”（《淮南鸿烈》）的治国方略，与民休戚，恢复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还曾出现过汉武帝时代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的空前繁荣景象。秦汉时期的文化不仅完成了对先秦文化成就的继承总结和升华，而且完成了新的综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前所述，在这五百年间所产生的隶变现象，同样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今天我们研究隶变的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主要依据便是简吊。简帛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书法墨迹。我们分析简帛的艺术特征时，可从L之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从时间流程』二分析，后期的书写与前期的书写，从文字和艺术性看都具有“进化”的特征：

２、从空间地域上看，不同的地域可产生不同的书写风格；

３、除了时空上的差别处，因书写材料的不同也可以导致风格的差异。

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化现象的历史演变总有空间上或地域上的表现相伴，动态的文化时空是难以分割的，如欲勾勒文化现象的全 貌，就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侧面把握并加以综合。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从时间的演变过程出发把简牍书法分为四个时期或曰四类。

秦以前(含秦)时期的简帛。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典型的早期简书和帛书是战国中期的作品。长沙仰天湖楚简和子弹库帛书反映了浓郁的楚文化的气息：点画鲜活，结构奇诡多变，轻松。楚帛书周围的各种鸟兽，更加烘托中间文字神秘、诡奇的楚风。而《青川木牍》成书于秦武王二-四年（前３０９－３０７年），牍书两面书写。正面为“二年”王命丞相戊等更修《为田律》及其内容；背面为“四拿”补记事项。牍文处在隶变初期，尚有与篆书笔法形体完全相同的字形，也有与成熟汉隶相当接近的字形，这两者都是少数。大多数字形显示出“隶变”初级阶段的成果，出现了隶书的笔势、笔 j顷、笔画连结方式。与隶书相比：它减省盘曲，化繁为简，圆者使方，变字形的狭长形为正方形或扁方。仅以这种简牍论之，我们必须重现它在整个文字演变史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它的成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１、改变了笔势。大篆体系笔势盘曲缠绕，木牍化曲为直，改垂引为斜出，已出现了隶书的笔势。

２、出现了新的笔顺。笔顺在书法中始终是值得重视的，中国书法被视为“时空艺术”，时间观念的引入的支撑点之一便是笔顺——点画之间的书写程序。有了书写程序的固定，稳定了后来的书写结构，使字体的演变不至寸：错讹横生。书写程序的简化，又隐藏着后世草书无限丰富的变化。

３、笔画连结方式产生了变化，笔画之间之位置关系也随之变化，预示着古文字变革的开始，巩固了笔顺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字形体产生的价值。

《天水放马滩日书秦简》，含有甲、乙两种日书和《墓主记》，成册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２３９年）。《日书》甲种成书似早 于乙种本，正、反两面书写，全简书写风格不一，总体来说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时见草法，字形倾侧不定对篆书体系四平八稳的体态造成破坏，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书写的心理，符合文字变革最初的实用目的的需要，促进着隶变的发展。它的笔画往往以轻挑短顿、延展字尾之法来曲尽笔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重驻、收笔轻提，当是汉隶的典型笔画“蚕头燕尾’’的雏型。它向后人证明：笔法中的提按（由于提按的产生而引来的笔法的丰富变化，以后还要论及）在这时已露端睨。

《青川木牍》和《天水日书秦简》这些２０００多年前无名书者写就的文字，用当时民间流行的实用的新型字体，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隶书产生时间的断代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１１００余枚秦简是丰富多彩的，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的文字，由于它的风格多样，详细地展示了篆书的草化及隶变的过程。

西汉早中期。墨迹书法风格多样，对比反差较大，由牍、帛的不同，写手文化层次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等等而造成了多样的风格差别。长沙马王堆之于汉墓出土的帛书，除了提供有力的“隶变”证据外，它还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字体初成时期所特具的天真稚拙的美。《春秋事语》中的点、波、挑、钩、撇、捺，一举一动多姿多彩，让我们注意到点画自身的审美价值所在，点画的构筑不仅在字内空间，同时又在字外空间更多地显示意味。《老子乙本》以方整为法，模式为主，用笔严谨求工，点画分布均匀。起笔以藏锋为成熟的隶书状态于此可见一斑。加上它字距的疏朗、错落，不紧不慢，天真烂熳之趣溢于笔间。《战国纵横家书》结体多用纵势，笔势一泻而下，或长或短，长短收放自如，横波的微露更增加了通篇的律动感。《五十二病方》风格与《战国纵横家书》相近，修长飘曳，其向右下方回曲的出锋线条，与楚帛书如出一辙。

刘汉王朝承袭了秦代的体制，主要是在经济、法律、政治制度等方面，如汉仍以秦书八体授童、课官吏。但汉文化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受“楚风”的影响浓重。由于推翻秦朝建立汉王朝的一部分基本力量是从楚地而来，当然也就把南方楚文化带到了北方，从而在先秦北国深沉的理性精神中融人了生机活泼的浪漫情怀，这在东西汉早中期的艺术表现中尤为突出。邓以蛰先生曾经指出：“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熟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辛巳病余录》）事实也确如此，我们在西汉早中期的马王堆帛书（它出土于楚的故地长沙）和依旧出土于古楚中心地带的湖北江陵张家山《律令》简、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简看到了那些字形大小不定、欹侧奔放、笔画生动，线条左右飘逸如吴带当风的浓郁浪漫的楚风。这种现象，正表明先贤关于秦承周，而汉承楚的文化脉络的思考理路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汉楚文化并非时时地地都不可分。作为文化积淀的“纵向”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楚地的楚汉不可分；可如果从时代这个“横向”来看，即使在楚地，毕竟也还是汉王朝的天下，汉的官方统治意志便不可能无所作为。我们的从湖北张家山汉简《阖庐》里看到了一种非常的意义的现象：《阖庐》（一）笔画轻提重按，长短不拘，左右飘曳如浪漫楚风；《阖庐》（二）却与（一）明显不出自一人之手，它的风格酷似秦简，它可能出自旧时属秦的作者之手，又可能出自全盘接受了秦制的汉人之手。偶然的，个别的文化现象在文化史上是时常出现的，只要我们不回避，不视而不见，而去认真地分析它，也是不难找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由的。

竹简、木牍专门为书写而制，一般需刨得平整而光滑，从张家山出土的“文房五宝”之一的未曾书写的木牍制作精良，足可证明这一点，它书写起来应是比较流利的。缯帛却不同，它属于布质，书写时不可能很爽利地一刷而过，用笔必须衄挫即提即按、动荡地写开去，因而帛书的线条一般涩势较重，从而导致整体上线条疾湿之势比较明显，富于节奏而趋于内敛。简牍之间又有差别，竹简狭长，只能单行书写，因而行与行之间的呼应顾盼难予周全，而木牍至少可以书写两行以上，整体章法上则它可以向帛书靠近。

如果说汉代的基本美学特征是出自“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而以《马王堆帛书》为代表的早期简帛飘逸着安逸秀润的楚文化的气息的话，那么《居延汉简》为代表的西北汉简则创造了粗犷、刚健的书风，体现了“人对世界征服之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本世纪初出土的《居延纪年简》多达一千余枚，上自金关遗址出土的武帝天汉二年简（前９９），下至甲渠侯宫和金关遗址均有出土的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简（前３２），纪年长达重３２年之久，是极其珍贵的研究北段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内容的第一手资料。从书法角度讲，因它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手，故而风格多样。如《五凤四年简》（前５４）写得规整而熟练；《永始三年简》雍容大度；《始建国元年简》已作章草，无拘无束，天真而稚拙；全简时见长枪大戟式的长竖，界破了虚空，陡见精神，开后世行草书长竖法门。

在西汉中晚期的居延简书中，我们特拈出二简以期引起重视。一是《居延甲渠鄣侯谊简》，一是《居延少字数签》中《诏书》签。前者共一行，除却重复符号，仅寥寥九字，约成书于西汉中期。起首二字“甲渠”端庄规矩，书体己洗尽篆意。接着的“鄣侯谊”三字开始省简笔画，用笔呈逐渐加快之势，已有“行书”的笔意，但还基本保持住“正书”的格局。至“叩头死罪死罪”已是完全的章草笔法，行笔简练而疾速。全简由隶体的正书过渡到隶体的行书再过渡到的隶体的草书——章草，我们看到作者举重若轻，一切均了然于胸却又出之于有意无意之间，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波澜起伏的美妙乐章。这使我们想起了后世的王羲之的《丧乱帖》，想起了颜真卿的《祭侄稿》及杨凝式的《夏热帖》，甚至我们还想到元代陈绎曾对“情、气、形、势”的精彩论述，想到了姜白石的“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这位无名书吏所写的一行小字让我们如此为之击节称赏，让：我们联想到“古之名书”，与这枚简书所透出的大家风范之间的必然联系，可惜，现有的书法史著作还没有对它加以足够的重视。《居延少字数签》中《诏书》二字同样让我们莫名惊诧：空前的绝响一千七百余年至金农才有遗响的横粗竖细的用笔，竟在简牍上如此大方地坦现出来，它的技法绝不呆板，“书”的一个横波打破了所有的僵持，我甚至认为：它是整个汉隶时代的“绝唱”，美仑美奂，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

约书于西汉成帝（前３２－７）时的《武威仪礼简》，由于抄写经书的严格要求，尽管出自多人之手仍保持了基本协调一致的风格。《武威仪礼简》已是非常成熟的隶书，严整而不板刻，熟练而不浮滑。用笔是典型的“一波三折”而灵活多变。结字重心左移，通过右伸的横波取势，在欹侧中取得平衡。它的章法处理别具匠心，在狭长的简中，作者压扁字形，拉大字距，简上的垂直木纹与扁平的字形构成了强烈的纵与横的对比，形成了此简章法“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效果。这种布局方式成了后世正书章法布局的一种典型模式。

两汉之间新莽时期的《始建国木牍》，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２７）写成的《居延误死马驹册》、东汉早期的《武威医药木牍》在七十年代相继出土，用雄辩的一事实证明了章草产生于东汉早期。《始建国木牍》，其“元年”“三年”纪元简大多露锋落笔，一些主笔画恣意放纵，字形取隶书形态，但因官府、军营之中书牍的繁多，许多字草率急就。虽然多数字为隶书的草写，但有少数字已出现了完全的草书形态，这正如“隶变”初期大多数字形结构保留着篆书形态、少数字为隶书形态一样，那么在“隶变”的结果产生了完全成熟的隶书之后，它的“草化”正孕育着新字体的产生。

《居延误死马驹册》，成册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之年（２７年），《武威医药木牍》，书写于东汉早期，这两件作品通篇以章草写就，体势一致，草法固定。相信在此前应该有大量的从隶书演变为章草的书迹存在，仅以这两件作品足可证明章草的产生至少应该在东汉之前。

对章草的产生时代，先前有多种说法。如传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而章草问世。又如韦续《五十六种书》称因章草为章帝所创而得名。今天，我们判断一种字体产生于何时，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综合判断，一是目前所能得见的实物证据，一是文字演变的基本规律。如果有了实物证据而不符合文字的演变规律，那么这个证据应该先存疑，如果仅从规律出发作逻辑推演而缺乏实物证据，那么也不可遽下结论。只有当两者互相印证、互相符合时才可作出大致判断。

中国书法史、文字发展史的许多事实可以说明文字的发展演变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规律：当一种字体成熟之后，它便向着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草化，要更加规整化。先前的金文发展到石鼓文后，一方面走向绝对的精整——小篆问世，另一方面就背道而驰向草化方向发展——草篆产生了。草篆便是早期的隶书，当它发展为成熟的隶书之后，依旧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走向规整化——东汉后期典型的规范的隶书产生；一是走向草化——草隶出现。草隶便是草书的先声——章草。

所以章草的出现无论从实物资料看，还是从文字演变规律看，它的产生均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成熟的隶书产生于西汉早中期，规整的隶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依草化先于规整化的基本规律看，章草的出现也应该是在西汉末至东汉早期之间。

大量汉简的出土问世，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隶书的起源、发展、成熟的过程，展示了章草的真实源头所在。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除碑、帖以外的另一个系统的墨迹书法世界，成千上万的来自底层的无名书家，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中国书法史不可忽视的光辉的一页。

纵观简牍书法的艺术特色，概而言之，有几下几个方面：

一、以小见大。简、牍幅面一般都比较窄小，上面所写的字都很小，但奔腾不羁的气势自上至下充塞于行间字里，形成了以小见大的气势。

二、以生制熟。简牍书法的作者作书时绝大部所表现出来的过程是“抄书”，但由于“抄书”的作者并不是当时的大学者，他们对当时不断演变中的汉字字形的驾驭不能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因而所写就的“书”便呈现出一种在艺术上称之为是“生”的自由美感状态，从而铸就了简书天真稚拙的艺术风格。这是唐人写经所呈现的那种一味的烂熟而致的用笔单调雷同所不能比拟的。

三、以无意胜有意。“率意”是简牍的最明显的美学特征。戍守在西北边陲的将士在戎马倥偬的年代，缺乏在文翰上精雕细琢的条件是可以想象的。而诸如记一个年月时序、开一个药方、发送一份文书乃至抄录一份记录又何需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率意而为”自然流美，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不正是那些下层书吏的真实无伪的心态吗？

总之，从战国秦汉时间约５００年间，我们看到了简牍墨迹书法上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文字发展意义又具有书法艺术的表现意义的种种丰富多彩的形态。严格说来，这个时期的书法，以简牍墨迹为主的一条发展脉络，是后人较为陌生的，而碑刻系统的脉络，则是人们较为熟悉并引为正宗的；因此，我们在此特意将之拈出并进行完整的清理，希望能给予既有的书法史观以一种较有新意的视角；并能由此而生发出新书法发展的诠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