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屯建
二、徽派篆刻的发展（1644 —1848）
1.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文人篆刻由对篆法的研究，转而对刻法的重视，继又讲究篆刻合一，融笔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升华。
文人自有文人的优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归昌世、王志坚辈“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是极为痛快的。后来“三人为世故所驱，俯首干时”，①不再有刻印时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篆刻，由于有“刻”这样一种匠式操作过程在其中，似乎总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称篆刻为“雕虫小技”。但又总是抵挡不住方寸之间的那种无穷的艺术魅力，便想出点子说，篆刻的落脚点是“篆”而非“刻”，是学问而非技艺。明末清初之际，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对“字”的重视特别显现出来。对文字渊源流变、金文刻石的研究，成为篆刻理论和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注重考据。朱熹曾说：
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万历时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写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视为考据学的发端。歙县吴元满撰《六书正义》12卷、《六书总要》15卷、《六书泝源直音》2卷、《谐声指南》1卷，凌立撰《字镜》4卷，休宁詹景凤撰《字苑》，婺源游逊撰《字林便览》4卷。考据家钻研字学，是为研读经史，篆刻家钻研字学是为辨明书体，两者虽有侧重，但并不矛盾。吴元满同篆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经谈到。詹景凤虽没有篆刻方面的记载，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其孙詹吉工篆刻，有秦汉体裁，想必詹景凤也不会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县岩镇人程邃，“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对文字学的深厚学养，程邃借鉴钟鼎彝器款识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谓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规戒律，“合款识录（按：青铜器铭文）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②开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叶，徽州出现了不少金石文字辑录的著作。主要有江绍前《金石录》20卷，许楚《金石录》，吴玉搢《金石文存》，方成培《金华金石文字记》1卷，巴树谷《蟫藻阁金石文字记》1卷，吴颖芳《金石文释》6卷等。
虽有金石录，如不识金石上的文字，亦为枉然。乾隆以前，印学界对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递演变、缪篆与正篆的区别、官和私印章名称考订等方面，对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借鉴金石以提高篆刻艺术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斋印说》，谈到古玺时说：
朱文小印，文多不识，而章法、篆法极奇古，相传为秦印，朱修能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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