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二

作者：翟屯建
二、徽派篆刻的发展（1644 —1848）

1.徽州考据学对篆刻艺术的影响

文人篆刻由对篆法的研究，转而对刻法的重视，继又讲究篆刻合一，融笔意于刀法之中。有明一代文人篆刻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中，不断升华。

文人自有文人的优雅，操刀刻石，像李流芳、归昌世、王志坚辈“每三人相对，樽酒在左、印床在右，遇所赏连举数大白绝叫不已”，是极为痛快的。后来“三人为世故所驱，俯首干时”，①不再有刻印时的那种激情和冲动。篆刻，由于有“刻”这样一种匠式操作过程在其中，似乎总不那么雅，于是文人自嘲式地称篆刻为“雕虫小技”。但又总是抵挡不住方寸之间的那种无穷的艺术魅力，便想出点子说，篆刻的落脚点是“篆”而非“刻”，是学问而非技艺。明末清初之际，当“刻”的技法被文人们普遍掌握之后，大家对“字”的重视特别显现出来。对文字渊源流变、金文刻石的研究，成为篆刻理论和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

清代徽州考据学的兴盛，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考据学虽不为篆刻而起，但它对金石文字的考证研究，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徽州学者做学问，主张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注重考据。朱熹曾说：
学者观书，必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径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一般，方能玩味。②

明万历时期，徽州的文人曾撰写了一批文字方面的著作，可视为考据学的发端。歙县吴元满撰《六书正义》12卷、《六书总要》15卷、《六书泝源直音》2卷、《谐声指南》1卷，凌立撰《字镜》4卷，休宁詹景凤撰《字苑》，婺源游逊撰《字林便览》4卷。考据家钻研字学，是为研读经史，篆刻家钻研字学是为辨明书体，两者虽有侧重，但并不矛盾。吴元满同篆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面已经谈到。詹景凤虽没有篆刻方面的记载，但他本人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和书画鉴赏家，其孙詹吉工篆刻，有秦汉体裁，想必詹景凤也不会疏于篆刻。明末清初歙县岩镇人程邃，“能识奇字，释焦山古鼎铭，辨其可识者七八十字”。①得力于对文字学的深厚学养，程邃借鉴钟鼎彝器款识和刻石的文字，打破前人所谓大小篆不能混用的清规戒律，“合款识录（按：青铜器铭文）大小篆为一，以离奇错落行之”，②开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明末至清中叶，徽州出现了不少金石文字辑录的著作。主要有江绍前《金石录》20卷，许楚《金石录》，吴玉搢《金石文存》，方成培《金华金石文字记》1卷，巴树谷《蟫藻阁金石文字记》1卷，吴颖芳《金石文释》6卷等。

虽有金石录，如不识金石上的文字，亦为枉然。乾隆以前，印学界对印章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的嬗递演变、缪篆与正篆的区别、官和私印章名称考订等方面，对古文字的研究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借鉴金石以提高篆刻艺术水平。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董洵作《多野斋印说》，谈到古玺时说：

朱文小印，文多不识，而章法、篆法极奇古，相传为秦印，朱修能定为三代印。白文有边者，文亦奇古难识，末一字或谓是“鉨”。按：鉨，诺叶切，音捻。《博雅》云：正也。《五音集韵》云：小箱也。然则，何所取义？尝取数印审视，左不尽是“金”，右不尽是“尔”，恐未必然。相传为西汉印，二者窃疑之。

董洵因不懂古文字，无法考证清楚古鉨，导致“鉨”字的读音和释义的错误。考据学家由于精通经史，对古文字触类旁通，往往发印学家所未能发。

清初歙人黄生撰《字诂》，钻研文字声义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确，开徽州考据学先河。黄生本人也是一个篆刻家，其子黄吕幼时即受庭训，印作遒劲苍秀，有秦汉遗风，为汪启淑刻印多方，被收入《飞鸿堂印谱》。比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汪绂，专意以考据治经，涉猎极广，凡乐律、天文、地理、兵制、绘画、篆刻，无所不通。考据学家汪肇龙，少时家贫，13岁进学，初习篆刻，因篆刻而通六书。后来与戴震同学于江永，专治经学。于《尔雅》、《说文》诸小学书及水经、地理、步算、音韵、器物等诸书无不博览涉猎，师友均服其精。游京师，观太学石鼓，于是摹而注释之，著有《石鼓文考》。至于尊彝、钟鼎等古篆、云鸟、蝌蚪文，寓目辄能辨析。曾为汪启淑刻印多方，收入《飞鸿堂印谱》，与程邃、巴慰祖、胡唐齐名，为“歙四家”之一。

著名的徽州考据学代表人物程瑶田，著有专门的解字著作——《解字小记》。正因为他有着深厚的文字学功底，在为《看篆楼古铜印谱》作序时，对古鉨印文中的“鉨”与“私鉨”进行了详细考证：

芝山乃复指一事，曰“王氏之鉨”，以谓余曰：若知“鉨”为“玺”之字乎？余曰：然哉！然哉！昔余每见铜章，有曰“某鉨”者，尝疑之，因检《汗简》有之，曰“ 籋 ”字也。箝籋之字，无当于印章。今自芝山言之，是亦“玺”字耳。《说文》玺从土，曰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然则本从土，以玉为之则从玉，以金为之或又从金也。然据《说文》：“玺”，专属之王者，而蔡邕《独断》，则以“玺”为古者尊卑共之，秦、汉以来，惟至尊称“玺”，皇帝六玺以紫泥封之。刘熙之释“印”字，曰信也。所以封物以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余据二书，以为“玺”，从土者从封省也。既尊卑共之，则王者守土之说非也。今曰“王氏之鉨”，则卑者称“玺”之验也。于是复相与披谱，见曰“鉨”，又见有“鉨尔”者，又见有“尒”者，芝山曰：是何也？余曰：此皆“私玺”二字也。私玺者，卑者之玺，所谓尊卑共之者也。“玺”但用“鉨”者，古文省也。

程瑶田在这里以古印考证研究印史，确认玺为秦以前印章，并认为是尊卑共之。又从“私”的考证，确认“私鉨”是当时的“卑者之玺”。程瑶田以他精湛的文字学功底，解决了董洵没有解决的古玺问题。程瑶田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篆刻家，为汪启淑刻过印章，被收入《飞鸿堂印谱》。

由于对先秦文字不认识，篆刻家们在用大篆入印，用古玺形式创作时，往往不得要领，影响了印章的审美意趣。考据学家的介入，先秦文字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也为人们认识古玺形式美扫除了障碍，使篆刻艺术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清初至清中叶徽州考据学家介入印学领域及徽州印人印外求印的艺术实践，带动了徽州篆刻艺术的兴旺，产生出程邃、吴麐、汪肇龙、巴慰祖、胡唐、项怀述等一大批篆刻名家。而且影响波及整个印坛，如丁敬有《武林金石录》，张燕昌有《金石契》、《石鼓文考释》等。邓石如得到毕兰泉家藏旧拓《瘗鹤铭》，刻“意与古会”印，跋曰：
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丁敬、张燕昌、邓石如后来都成了篆刻大家。金石与篆刻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度金石也似乎成为篆刻的代名词。

2.徽商对篆刻艺术的支持。

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三百年间，是徽州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时期，同时也是徽派篆刻发展最兴盛的阶段。因徽商的富裕，人们追求风雅，人文风气浓厚。商人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大量收藏各种古玩字画，为艺术家们借鉴古人的创作经验提供了直接观赏临摹的机会。

明嘉靖时期著名墨商罗龙文，家中富有，收藏了大量的古董、法书、名画、印章，其子罗南斗又独爱印章，精鉴赏，亦能刻。罗龙文曾为严世藩幕僚，与严世藩同死于西市。家难后，古玩字画尽皆散佚，惟印章由罗南斗保存未失，后罗南斗借以协助顾从德辑钤成《集古印谱》行世。罗南斗的后裔罗逸《题罗公权印章册》称：家延年好文博古，以父内史畜法书名画甚富，故得多见往代金石遗文，其工于印章有自矣。内史任侠饶智，佐明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至今人能道之。又尝仿易水法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直万钱。后坐事见籍，独古印章存，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行之，今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是也。①清代，徽商收藏更富，“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①其中自然也有大量的古玺印章。谈到徽商对篆刻艺术的支持和贡献，我们不能不特别要提到汪启淑。

汪启淑（1728—1800），字慎仪，号讱庵、秀峰，歙县绵潭人，业盐于浙，侨寓钱塘。工诗好古，收藏甚富，尤嗜印章，自称印癖先生。搜罗古玺以及秦、汉迄至元、明历代印章数万方，又曾于巨珠上刻作篆文，以补诸品未备。相传钱梅溪有汉“杨恽”二字铜印，汪启淑欲得之，钱不许，于是长跪不起，钱不得已，笑而赠之。辑有《集古印存》、《汉铜印原》、《汉铜印丛》、《静乐居印娱》等印谱20余种。他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泛接交印坛名人，如林皋、吴麐、丁敬、黄易、黄吕、张燕昌、吴兆杰、董洵、王毂、汪肇龙、桂馥、程瑶田、汪士慎、潘西凤等100余人，邀约篆刻印作，先后收集当时知名的篆刻家作品3000余方，因而编辑厘订，钤印成《飞鸿堂印谱》5集40卷行世，风行一时，成为乾隆时期印坛名手作品的集中汇展。收录入《飞鸿堂印谱》印作的作者，汪启淑又另编著有《飞鸿堂印人传》（后易名《续印人传》）8卷，与《飞鸿堂印谱》一同行世。汪启淑以一人之力，钤拓众多的古印谱，又汇辑钤录当代人的篆刻作品，为印人借鉴古代优秀作品和了解当代印人风格提供了条件，繁荣了乾嘉时期篆刻艺术创作。汪启淑虽为徽州人，但他常居杭州，其飞鸿堂作为浙人的聚会场所，客观上为浙派篆刻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一些贫困的印人，徽商也给予了直接的经济支持。歙县人张钧，字镜潭，家世力田，然生而好古，“称贷戚友购觅陈仓、石鼓、禹穴、峄山诸碑，忘餐废寝，昕夕研究而讨论焉。遂兼工制印，刀法即苍劲古雅，殆天赋也”。但自身的贫困使他不能安心篆刻艺术。“有邗沟族人某，雄于赀，重其诚实，延佐理财，镜潭亦藉以少裕”。②由于有同族商人的帮助，张钧不再为生计发愁，终于能安下心来进行篆刻创作，有《镜潭印赏》10卷行世。

徽商属于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儒亦贾”。做官不成，亦可弄文，吟诗作画是儒商的一种表现，篆刻同样也是商人附庸风雅的一种形式，甚至在商人群体中产生出一些篆刻大家。

罗南斗为徽商后裔自不必说。金一甫“家拥多赀，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学”。①在徽州“家拥多赀”者，一般为商家，可以断定，金一甫是出身商人之家。清初休宁米商汪涛，精真草隶篆以及诸家书法，“铁笔之妙，包罗百家，前无古人”。②歙县人汪芬，字桂岩 ，出身盐商世家，除习科举制艺之外，凡诗古文辞亦涉猎，并喜篆刻。乾隆二十一年（1756），汪启淑“归绵津扫墓，桂岩过存下榻予斋，朝夕相与讨论，时有新意，发人所未发。作诗亦颇清晰。因将大小石数十枚俾刻，并语以考别古文、缪篆。出示所藏古人印谱，而技益进。其印组题跋，亦潇洒有致”。③歙人黄埙因其父在杭州经营浙盐，以商籍补博士弟子。“工大小篆、八分书，画墨菊颇饶幽致，写兰竹则又双管交飞，解悟昔人怒喜行笔之旨。复寄兴篆刻，宗苏啸民、吴亦步，章法、刀法古朴苍劲”。④程瑶田也是出身徽商世家，乾隆十年（1745）曾至杭州应商籍试。其子程培在扬州经营盐业。歙人徐履安为大盐商徐赞侯的侄孙，“工篆籀，人呼为铁笔针神”。⑤歙人两淮盐业总商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家中收藏甚富，喜延名流，当时的一些篆刻名家均与其有交往，座客常满，极一时文酒之盛。兄弟子侄辈或商或儒，有的擅长诗文书画，有的则精工金石篆刻。如江恂“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江昱“工诗文，精于金石”。⑥乾嘉时期歙县渔梁巴氏经商世家，出了巴廷梅、巴慰祖、巴树谷、巴树烜、巴光荣四代五位篆刻家。其中巴慰祖从小就爱好刻印，他说：“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读书之暇，铁笔时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⑦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在舅舅的影响和带动下，也酷爱篆刻。由于巴慰祖嗜印，二个儿子及孙子、外甥也好印，不能安心经商，以致到了晚年，家道中落，只好为人作书、篆刻自给。虽然经济上穷了，但篆刻水平却得到了提高，声名流溢。巴慰祖、胡唐同时被列入“歙四家”，发扬光大了徽派篆刻艺术。

3.众多的篆刻创作队伍

清代印人同明代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文人气息更浓了。何震、苏宣、朱简、汪关、金光先、江皜臣纯粹是以印人的身份立足于印坛，但清代的印人或为官，或为商，或从医，或善于诗，或长于画，或从事经史研究，甚至集儒商医于一身，熔诗书画印于一炉，这样一来从事篆刻创作的人也就更多。特别明末清初是中国画独一无二的表现形式——诗文、书法、印章和图画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定型阶段，故对文人画家来说不仅画要画得好，诗文、书法功底要厚，最好能自己刻印。就是不会刻印，也一定要找篆刻高手为自己刻上几方精美的印章，为书画作品增辉。无疑这对篆刻艺术创作促进很大，清初至道光间徽州涌现出100多位印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书画家兼篆刻家，其中程邃、郑 旼、戴本孝、黄吕、汪士慎不仅在印坛名盛一时，在画坛更是誉隆天下。项怀述、巴慰祖、胡唐则是书坛大家，项怀述有“八分一字百金酬”之誉，①巴慰祖隶书被称“有建宁延熹遗意”。②诗、印两栖的大家有汪炳、汪镐京、吴麐等。

汪炳和程邃跨明清两代，但他们的篆刻创作活动主要在入清以后，是徽派篆刻确立和发展阶段承先启后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

汪炳，字虎文，休宁旧墅人。明崇祯时，其父和兄均在北京为官，汪炳生于北京。少时读书，过目成诵。其兄精篆隶真草四体书法，是以汪炳于书法特有家学。清兵入关以后，全家南迁，移居杭州。见朱简《印谱》，特别喜爱，于是握刀摹刻，得其意趣。③后来在扬州遇到程邃，谈起篆刻，彼此拿出各自的印谱互相求证。程邃对汪炳的篆刻技艺极为叹服，握着汪炳的手说：“始吾自以为无踰者，今见子，则此事当与子分任之。”汪炳笑着说：“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攘其善，吾不为也。”高镜庭酷嗜程邃的印作后，看到汪炳的印作后，前往拜访汪炳，抓着汪炳的衣袂说：“几几乎交臂而失之，吾从此可无须程子矣。”当时浙中的篆刻名手徐念芝闻其名，见其印，亦拜其为师。从汪炳学的还有吴下扬敏来诸人。

程邃（1607—1692），④字穆倩、朽民，号垢区、青溪、垢道人。歙县岩镇人，生于云间。明末歙县诸生。早年曾入兵部尚书杨廷麟幕中为僚属，因议论朝政，被流寓白门十余年，刚得解脱，又因议论“马士英眼多白，必乱天下”而遭迫害，险些丧命。入清后寓居扬州，专以书画篆刻自娱。博学、多能，工诗善文，书、画、篆刻均有很深的造诣。绘画纯用枯笔渴墨，干皴中满含苍润，简单中富含重重变化，在画界自成一格，是清初画坛宗师。篆刻朱文仿先秦玺印，以钟鼎款识入印；白文精探汉法，刀法凝重。清顺治时，辑钤有《程穆倩印薮》行世。施闰章顺治十七年（1660）作《程穆倩印薮歌》七古一首：

黄山山人真好奇，性癖膏肓不可治。雕镂文字寿琬琰，虫角错落蟠蛟螭。

苦心爱者有数子，摩挲只字等禹碑。亦如昌黎推作者，险奥不废樊宗师。

九月邗关木叶下，山人邂逅同僧舍。自言好古非雕虫，篆籀周秦足方驾。
诘曲迷离多不辨，相逢十人九人诧。可怜古籍秦火焚，存者如缕金石文。

峋嵝钟鼎尽奇字，恍惚天矫凌浮云。今人能手类刻木，仰唇俯足徒纷纷。

岂若山人眼空六书与八分？惊魂骇目天下闻。噫嘻！山人好古不能长得食，何如归老黄山三十六峰之南北。赤文绿字藏其间，风雨千年无剥蚀。①程邃又有自辑《印谱》二册，《中和月刊》第1卷第9期（1940年9月）娱湛老人《印林清话（上）》一文载：

明人程邃字穆倩，号垢道人，性嗜藏印，亦喜雕刻。尝集印谱册页两本。上册古印，下册所治之印，意殆示人以己刻胎息古人。册尾有郑板桥 燮题字，为簠翁旧藏，曾见于簠翁之孙菊曾部郎陶处。菊曾殁后，上册归津沽孟伯方手。其下册由菊曾之子质于海丰吴氏。事阅廿年，不知流转何许，恐难为延津之合剑矣。

上册今已不知下落。下册启功先生曾见，汪世清先生说，启功告诉他“程穆倩印谱册，素册十开半，分粘印拓357枚。册页副页郑板桥题二开，册后副页郑板桥题一开半，何子贞题一开。”据说此下册今存文物研究所。

程邃之子以辛，字万斯，亦能作印，有《程万斯印存》行世。王概《山飞泉立堂稿》有《程万斯印存序》，称程邃“晚年诸作皆出万斯手也，惟吴文禧公能区别之”。程邃的儿女亲家吴山亦能刻印。吴山之子、程邃女婿吴万春篆刻步其岳父法，唯刀法稍弱。

明清之际，翻天覆地的朝代更换和社会动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处于下层的文人及艺术家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不愿为新政权服务，无论其思想意识或生活经历，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郑旼和吴麐的篆刻创作，就是在这种矛盾和贫困中进行的。

郑旼（1633 —1683），字慕倩，号遗甦，歙县郑村人。本名旻 ，入清后移日于左，寓无君之意，以布衣终老山林。工诗善画，精于篆刻。郑旼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遗民，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情况下，坚持不与官场人士交结，“簪绂中人有愿近昵者，哭拒之，或先避去，虽坚请不出也。饥则以诗画易米，然以金帛干之则必不与，即或成幅亦毁之。”①所著《拜经斋日记》记载郑旼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五年（1676）的生活日记，其中经常谈到有关篆刻的情况，如在康熙十一年（1672）四、五、六三个月的日记中记载：

四月廿二……得颂月联章致于鼎，印章属之仲云，并至一字托录姚公词。

廿七。画梅竟日。为只承二印章。

五月五日，午晴。薄醉后，步月理连月月句，仅得六章。

七日，雨……为只承懒斋印章。

八日，下郡……过允凝，不值，乃子铭二少款习为篆刻事，出所制相质。

六月五日……篆“大痴”、“云林”、“章候”、“梅壑”诸印章，盖以饥年少为生发， 亦当慎所施。

七日，寒食……为昭候二章，祀先。

十八日。王卜臣贶香索印章。

十九日。为卜臣印章。

廿一，雨。为卜臣二章。

廿五。待米而炊，披雨入镇，二十里淋漓往返，诸事未遂。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

廿六。再入镇。晨起再为卜臣印章，遂携付之。

廿九，阴。治诸印璞，竟日为王天章印章，为御周二印章，自欲制用者仍十数方。①从《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郑旼治印的勤奋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得知篆刻艺术在士民阶层已经得到普及，印章如同书画一样，已经成为一般市民的收藏品。

吴麐（1638—？），字仁趾，歙县人寓居扬州。弘光元年（1645）四月二十五日，其父残遭兵燹去世。其时吴麐年仅8岁，与母避乱金陵，得以幸免于难。母亲毁容教养吴麐 ，亲授《汉书》与《孝经》。成年后学诗于吴嘉纪，复移家扬州。诗余习篆刻以治生，颇得时誉，周亮工尤为赞赏，称吴 “每于兔起鹘落之余，别生光怪，文三桥、何雪渔所未有也”。并说：“予最好雉皋黄济叔、黄山程穆倩印，两君年皆近七十，苍颜皓发，攻苦此道数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复及此，其年与济叔、穆倩齐，其所造当十百两无疑也。济叔已矣，同穆倩后先振起广陵，舍仁趾其谁与归？”②吴嘉纪亦有诗赞曰：

旅舍沽醪重话故，自言篆学攻朝暮。石上吾初运铁刀，镌成人曰如铜铸。

此艺前推何雪渔，以刀刻石如作书。僻壤穷陬传姓字，残章断迹胜琼琚。

麐也何君同一里，须知助腕有神鬼。手底灵奇甫著名，疁城车马多寻尔。

昨日空囊今有钱，籴粮籴菽上归船。辛苦高堂头已白，好凭微技养余年。

①作为书画家，戴本孝、黄吕、汪士慎、项怀述在篆刻上的贡献亦不亚于其在书画上的成就。

戴本孝（1621—1693），字务旃，号鹰阿山樵，前休子，休宁隆阜人，寓和县。其绘画擅用　干笔焦墨，意境枯淡，形式简远。篆刻以先秦小玺入印，章法、刻法均老道。康熙二年（1663）为冒襄刻有一方六面印，设计独特，有葫芦、钟、方、圆、椭圆等形式，携带方便，构思颇具匠心。

黄吕，字次黄，号凤六山人，歙县潭渡人。幼承家学，工诗文，精绘事，能书法，擅篆刻。所刻印章遒劲苍秀，有秦汉遗风。每作画成，辄题诗帧首，以自所镌印钤，人谓之具四美。与汪启淑交厚，在为汪启淑刻“天君泰然”印时，边款题赠绝句一首：

频年多病万缘灰，然习雕虫兴未衰。闻说冰斯今再见，特携新制访寻来。

门人黄宗铎“篆刻劲秀入古，论印以章法为本，刀法次之。又手摹印章二帙，几与印章无别”。②汪士慎（1686 —1759），字近人，号巢林，休宁人，寓扬州。自幼勤奋好学，多才艺， 诗书画印都有很高造诣。乾隆四年（1739），左目失明，但心志不衰，写字作画，“工妙胜于未瞽时”。并刻有“左盲生”、“尚留一目著花梢”、“晚春老人”、“一生心事为花忙”等闲章，以志其情。篆刻取法小篆，结合汉印结体与章法， 能破能收，自成格局。其章法往往在平稳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很有韵味。

项怀述（1718—？），又名述，字惕孜，号别峰，歙县桂溪人。幼从外舅吴云门学习诗文，吴云门间或自制小印，项怀述亦仿效操刀，不数年即登堂入室，慕名求印者甚众。后以眼疾，不再刻印。乾隆五年（1740）其父去世，守孝之余，又稍稍从事篆刻，并以示族叔项青来。青来精于篆刻，认为怀述篆刻有功底，劝其轻易不要放弃。怀述遂勤于操刀，直溯秦汉，技益进。不久又以左目看不清停手。乾隆二十四年（1759），“复寻旧业作消遣法，手持三寸铁，日与片石共语。闻者咸持石索篆，案上石恒满，闭户据案奏刀砉然，亦不计其工拙也。”并以所作汇辑成《伊蔚斋印谱》和《黄山印册》行世。郑燮为《伊蔚斋印谱》题词：

追踪两汉入先秦，赖古堂中集印 人；晓风流开下相，波斋穆倩是前身。

同里有项根松、项道暐、项绥祖俱精缪篆与绘画，与项怀述齐名，曹文埴称之为“南河四项”。

这一阶段的篆刻名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汪镐京、王毂、孙克述、吴兆杰、方成培等。

汪镐京（1634—1702），字宗周、快士，号洋湖居士，歙县古唐人。安贫乐道，不求仕进。工诗，精于篆刻。著有《红术轩山水篆册》4卷、《红术轩印范》1卷。随着印章普及和钤拓的需要，对印泥的质量要求愈来愈高。汪镐京对印泥进行研究，著有《红术轩紫泥法定本》1册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行世。《红术轩紫泥法定本》分为“砂要染法”、“艾要红法”、“油要洒法”、“合印色法”、“用印色法”五部分，对如何制作印泥进行了详细叙述。

王毂，字御軨，号东莲，黟县人。少嗜临池，精鉴赏，访求周彝秦鼎法帖碑版不遗余力。后从事六书研究，爱好篆刻，经常与吴兆杰、汪肇龙一起，探讨六书渊源，切磋刀法急凿缓铸之道，章法、刀法深得古意。黟县现存其“岱峰”石刻手迹。

孙克述（1700—？），字汝明，黟县人。少有文誉，因科举不得志，遂究心六书，寄情篆刻。经常至郡城同吴兆杰、汪肇龙、程瑶田、巴廷梅一起讨论六书渊源，追踪秦汉古印。章法、刀法高古浑朴，超绝时流。暇时临池学书，以晋人为师。梁巘对其书法、篆刻作品，极为赞赏，曾寄书奖许。

吴兆杰，字隽千，号漫公，歙县城里人。幼师从同邑吴天仪学习，通六书，精篆刻。性豪侠、诙谐，治印收入多用于购买法书、古物，亦随手散尽。乾隆十五年（1750）春，汪启淑因事归歙，身体欠佳，闭门谢客。兆杰一日直入寝榻，与启淑讨论印事。汪启淑《续印人传》载：

庚午春，予以事牵，归歙对簿，闭关却轨，谢绝亲朋。而漫公谬信时誉，数叩门欲见。一日直入寝榻前，余方抱疴力疾，与之讨论者竟日。漫公以平生无知己，独许余为赏音。于印章一道，名虽籍籍，然好之者尽如叶公龙耳，惟余识其派别高古，刀法秀雅，迥异时流。相与抵掌欢笑，竟忘忧患中。为余作大小十余印，自具本来面目，颇臻三桥、主臣妙境，绝不类天仪之作。所谓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耶！

乾隆二十年（1755）秋当汪启淑再次归歙，两人相见，汪启淑认为此时的兆杰印作“更苍老，而各体俱工，于文、何两君外，另开生面”。①按：“吴士杰”系“吴兆杰”之误，同书卷四《王毂传》载王毂“日与漫公吴兆杰、家明经肇隆游”；又民国《歙县志》卷十《方技》亦记为“吴兆杰，字隽千，号漫谷”。兆杰不仅能刻石，而且还能刻金、玉、晶、牙、瓷、竹，款识尤为精绝。

方成培（1731—？），②字仰松、后岩，号岫云，歙县横山人。幼聪慧好学，体弱多病，因此杜绝科举入仕之念，自学医道、古诗文、乐律。对词曲、传奇方面造诣很深，著有《雷峰塔传奇》行世。暇时习篆刻，“工程邃一家，极古致磊落，然非赏音、工书画、佳石旧冻，不屑奏刀”。③同汪启淑交厚，为其刻印多方，收录入《飞鸿堂印谱》。有《后岩印谱》行世。

3.徽派篆刻在清代早中期印坛上的主导地位

清初，印坛名手辈出，开始打破徽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林皋崛起于常熟，篆刻古雅清丽，疏密得当，颇有时誉。当时的一些书画名家王翚、恽寿平、吴历、高士奇、扬晋、徐乾学用印多请他刻。因他原籍福建莆田，故有“莆田派”之称。许容兴于如皋，取法秦汉，篆法工稳，章法疏朗，功力深厚老到。对印学理论颇有建树，著有《印略》、《印鉴》、《韫光楼印谱》、《谷园印谱》、《说篆》等，人谓之“如皋派之祖”。但是，由于徽派篆刻有程邃、吴麐 、项怀述、巴慰祖、汪肇龙、胡唐等领军人物，在清代早中期印坛上仍占主导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程邃的影响，清初冯泌曾说： 程穆倩名冠南国，以余所见不过数十印，不足概其生平，以所见论之，白文清瘦可爱，刀法沉郁顿挫，无懈可击，然未脱去摹古迹象也；朱文宗修能而又变其体，近日学者爱慕之。①晚清魏锡曾更说：  程穆倩崛起文、何之后，真豪杰士。余于乱后得其所刻“一身诗酒债，千里水云情”十字印。其遗迹，世间亦颇有存者。己未秋，在荆溪晤王君立斋，得见所藏程谱三百余方，大观也。穆倩朱胜于白，仿秦诸制，苍润渊秀，虽修能、龙泓、完白皆不及，余子无论矣。②魏锡曾精于印学，法眼如炬，他认为朱简、丁敬、邓石如都不如程邃，足见程邃在印坛的地位。从清初至现代，很多印人私淑程邃。嘉兴俞廷槐，“工摹印，白文宗程穆倩，朱文宗朱修能”。③浙江山阴赵丙棫，“摹印初师曙湖，继学胜代朱修能，后又一变而宗程穆倩，古拙中含苍秀”。④就是一些开宗立派的大家，也从程邃的印作中汲取营养。如黄易“葆淳”印款记载，“以穆倩篆意，用雪渔刀法，略有汉人气味”。赵之琛“高颂稿山”印款记载，“次闲为稿山仿穆倩老人”。

吴麐与程邃同时而稍晚，篆刻“不规规学步秦汉”，往往把自己对印学的理解渗透到刻印中。周亮工号称“印癖”，同印人切磋交谈，认为“少有当予意者”，但他对吴却刮目相看，“欣欣叹观止”。认为继程邃后而起的篆刻大家，“舍仁趾其谁与归”。⑤吴嘉纪也把吴麐同何震相提并论，足见其影响之大。

项怀述继起于乾隆年间，他精于字学，著有《隶字汇》10卷和《隶法汇纂》10卷，对六书有很深的研究，这对他的篆刻是极有帮助的。鲍倚云说：别峰沿波泝源，诸体精审，不为赝古，不趋时妍，一泽于雅，而一归于典。岂惟不为文，何所囿，即栎下老人与其所称诸名家，莫之或先矣。①王国栋把项怀述比作程邃：

汉搨秦碑自有真，摩挲金石著精神。不工甜美惟中正，此是当年垢道人。②汪秦均则把项怀述当成徽州一脉正灯何震、程邃的继承人： 吾乡铁笔数何、程，前辈风流君嗣兴。世上雕搜原不少，何人传得汉明灯。

③项氏所著的《伊蔚斋印谱》在当时的篆刻界曾引起轰动。

乾隆、嘉庆年间的汪肇龙、巴慰祖、胡唐加上程邃，被世人称为“歙四子”，是清代早中期徽州印坛上的中坚力量。程邃与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三人相距一个世纪，休宁程芝华对这四人特别推崇，精心摹刻四人印作，并汇辑为《古蜗篆居印述》4卷行世。他认为： 新安印人自吾邑何主臣、歙程穆倩后，几成绝学，汪学博雅川、巴内史晋堂、胡典籍子西继起，皆力追上乘，讨源宿海，得周、秦不传之秘旨。其兄程芝云亦云：

歙四子之印皆宗秦、汉，汪与巴用高曾之规矩者也，若吾家垢道人，因尸秦、汉，而上稽秦、汉以前金石文字为之祖，而近收宋、元以降赵、吾、文、何为之族，故炉橐百家，变动不可端睨，胡子亦尤此志也。①由于程、汪、巴、胡四人虽名声较著，但印谱流传不广，人们难以见到他们的真迹。程芝华的摹作颇得原作风采，遂使世人赖此书一睹四人风貌，“歙四子”的名号也由此叫响。程邃已作详细介绍，不赘述。

汪肇龙（1722—1780），原名肇漋，字稚川，号松麓，歙县人。作为一名考据学家，他对字学有着很深的研究。从《飞鸿堂印谱》收录的他的印作来看，朱文多以小玺及钟鼎款识入印，秀雅多趣；白文法秦、汉，苍茫浑厚，印风同程邃接近。

巴慰祖（1744—1793），字隽堂、晋堂，号予籍，又号子安、莲舫，歙县渔梁人。巴慰祖是个多面手，无所不好，亦无所不能。家藏法书名画、金石文字、钟鼎尊彝很多，工篆隶摹印。喜欢仿制古器物，如旧器一般无二致，虽精于鉴赏者，也无法辨伪。又能作画，山水花鸟都会，然不耐烦皴染，绝少作画。篆刻浸淫秦汉印章，旁及钟鼎款识，功力深厚。晚期印作风貌朴茂古拙，早期印作趋于雅妍细润、端整纯正。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三人中，以巴慰祖声誉最隆，交游也广。董洵与巴慰祖曾在汉上相聚刻印，互有酬往。晚清赵之谦素以篆刻自负，曾在自用印“赵印之谦”上题“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跋语。但他对巴慰祖却极为心折，“尝谓近作多类予籍”。②黄宾虹自刻“黄质宾虹”白文印，沙孟海亦称，“风格逼似巴予籍”。③胡唐（1759 —1838），④初名长庚，字子西，号翁，别署城东居士，歙县城里人。精篆书，善治印，摹秦汉以下至程邃印，皆逼肖入微。印风如其母舅巴慰祖，风格婉约清丽，所著行书边款尤为精绝。道光七年（1827），程芝华摹刻“歙四子”的《古蜗篆居印述》行世时，胡唐仍在世，并为题“古蜗篆居印述”书名，又作有《古蜗篆居印述序》。程恩泽特别看重胡唐，他在《古蜗篆居印述序》中说：

我歙艺是工者，代有其良。吾宗季子，能作能述，集四贤于一乡。古蔚若程，古琢若巴，古横若汪。惟我胡老，能兼三子之长。

从程邃到胡唐，徽州印人沿着追踪秦汉，从钟鼎尊彝款识和玺印形式上吸取营养的创作道路上不断进取，终于趋于成熟，形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