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演进看人物画发展

新石器时代装饰人物画
人类一切文化艺术都是从劳动中产生的。人类的手、脑在劳动中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工作，逐渐得到发挥和发展。特别是人脑的发达促使人类逐步地认识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产生了审美观念。在这个基础上也产生了表达美的欲望，绘画便由此而出现。远在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陶器上用红、黑、白等颜料画出各种纹样，如：几何纹样、植物纹样、动物纹样、人物纹样。其中人物纹样以西安半坡村型彩陶器上的“人头图画的形象和特点……是氏族部落举行重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时的氏族成员装饰的图像……人们为祈求取得更大量的生产物质的欲望而以图画表示自己的心意。”另有马家窑彩陶盆上画的舞蹈纹样，五人一组，共三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纹样简单明了，寥寥几笔，把先民们在劳动之暇，欢乐歌舞的情绪表达出来了。这些原始装饰艺术和所有的观念形态一样，都来源于劳动实践，是人们从劳动中得来的认识、情感和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人类对现实生活的某种要求，其意义在于实用。这个时期被美术史家划分为实用化时期。
三代、先秦及秦汉时代的人物画
夏、商、周三代至汉代被美术史学家划分为礼教化时期，以礼教辅助政治法律，维护统治者的最高权威。诚如唐·张彦远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即诗、书、易、春秋、礼、乐）同功四时并运者也。”在夏、商二代（约公元前22—11世纪），绘画范围於礼教之下，根据“以神道设教”的政治要求，兼有神话色彩古圣先贤故事画，以寓警戒诱掖之意。绘制《史记》记载商之贤相伊尹（名挚）曾对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又《尚书·商书说命篇》云“高宗武丁，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可见当时人们已经进一步重视画家主观情思的作用与主观情思的表现，在创作方法上出现了人物历史故事与写真，开创了人物画之先河。
周代（公元前11世纪一公元前256年）继承夏、商二代，对绘画倍加重视，设官吏掌管。从《周礼·考工记》云：“设色之工，画缋钟筐慌。画绘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周代冕服分九章，按一定法规排列以区分等级。马融曰：“周制冕服之章九，则画宗彝于衣。”且经常借用壁画中形象、色彩魅力达到礼教意旨的要求。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曾参观周朝劝善诫恶的宗庙壁画，使他深受感动。《孔子家语》云：“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辅成王图画，孔子观后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相传楚国的诗人屈原观楚国宗庙的壁画，画上的山川神灵和古圣先贤，启发他写出了名诗篇《天问》。其他有关人物画的一些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如在《说苑》中有个叫敬君的画家，被齐王征召去造九重台，多年不能回家。他为了弥补思念美丽的妻子，便画像每日相视，后被好色的齐王看见，竟然夺其妻而去。可见这一时期人物画也有相当水准。在《韩非子·外储说》中，记有画鬼怪容易，画狗马难的理论。这些记载说明了当时人物画不但有幻想的神话故事，也有历史人物故事画、肖像画，在艺术描绘上已达到使人感动的地步。这个时代绘画真实面貌，可从现今发现的晚周帛画（1949年，在长沙近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和战国帛画（1973年，在长沙城东南楚墓中出土）中窥见一斑。其用线描造型，笔致圆转流畅，形象刻划生动，画面意趣盎然，在早期中国人物画中艺术性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秦代在绘画方面的史料很少。仅从咸阳秦宫殿遗址和始皇陵兵马俑坑的文物中，可推想将有精美的壁画出土。汉朝继秦统一天下后，在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打破社会经济的地方局限性，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商业活跃，对外开辟商路，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空前高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