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书学发展简说

作者：宋镇豪
甲骨文，主要出自河南安阳殷墟，是晚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文字记录遗物，间有少量与占卜相关或其他类别的记事文字。自1899年为学人发现，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前后出土累计达10余万片以上，单字量约有5千左右。此外，郑州商城还出有商代前期两片有字卜骨；在山西洪赵县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县凤雏村、扶风县齐家村和强家村、河北邢台南小汪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又有数量不一的西周有字甲骨出土，计300余片，总字数约千余个。无疑是甲骨文字系统上下限时代的扩大和内涵的充实。这大批难能可贵的地下出土新材料，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商代文化及古文字学研究，均具有极重要意义，同样，对现代书法艺术的推陈出新，对书学演进史的慎终追远，考竟源流，也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一 推陈出新的甲骨文书法

甲骨文书法，产生于甲骨文发现后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也即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刘鹗抱残守缺斋石印本《铁云藏龟》（1903）问世后的第十七年，始为之者当推罗振玉氏。盖缘出文人墨客之雅趣闲兴，大抵是集已识甲骨文字，瀚笔濡毫而书诗文联句，抒其心境逸情，或自赏自娱，或转辗宾朋同好，衬之裱之，古意盎然，又每集成多联，以备随时录用。1921年2月，上虞罗氏贻安堂石印版《集殷虚文字楹帖》，就是第一部这类性质的集甲骨文字为对联而属意书法的专书，罗氏在该书自记云：“昨以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为偶语，先后三日夕，遂得百联，存之巾笥，用佐临池”。正可见他当初流连于甲骨文书法的那番雅致。

在罗氏该书所出之前，甲骨文发现不算太多，释出的字更少，即以罗氏本人《殷虚书契考释》而言，初版本印行于1915年，才得485字，增订本印行于1927年，也不过571字。罗氏又有《殷虚书契待问编》，刊于 1916年，收未识字 1003个。当时罗氏所见甲骨文字汇只有1500字左右。至1920年，天津工襄出的一部《簠室殷契类纂》，收已识未识甲骨文字也才2867个。因此，罗氏之为属于草创期的甲骨文书法，自不可避免受到种种限制，其集甲骨文字也多有不确之处，然其书基本一遵甲骨文本形，不随意造作，文人笔墨之功底和学养匠心之独运，可谓新瓶陈绍，醇味透溢，实开甲骨文书法之先导。罗氏《集殷虚文字楹帖》一册，集有四言联语11对，五言61对，六言4对，七言5对，八言18对，共得99对。是时以甲骨文入书法者，莫不以罗氏为楷法。

稍晚于罗氏为甲骨文书法者，有吴中文人章钰。据王季烈《集贞卜文叙》云：“我友雪公（按即罗振玉雪堂）用有商贞卜旧文，集为百联，奭之（按即章钰）同年复益以百五十联，合为一册。”该叙作于辛酉（1921年）六月，刊于1927年东方学会石印本《集殷虚文字楹帖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知章钰等人与罗氏“官喜同朝，游成莫逆，文洒燕乐”，为甲骨文书法乃受薰陶于罗氏，亦在1921年上半年，仅晚数月而已。《汇编》所见章钰“复益”的甲骨文对联，有四言26对，五言53对，六言8对，七言22对，八言22对，九言2对，十言1对，共134对，与王季烈说的“百五十联”不符，恐系发表有所删选之故。
继罗、章两氏之后，又有数家。《汇编》罗氏有新序云：“辛酉（1921）年仲春，集殷虚文字为偶语百联，以为临池之助。已而，老友吴中章式之外部钰、高远香文学德馨、王君九学部季烈，先后继作。予嗣是又有续集。于是四家合得四百余联，汇成一集。”高、王两氏亦为苏州人，皆仕于宦海。高德馨所集，有四言12对，五言34对，六言5对，七言20对，八言14对，共85对。王季烈所集，有四言6对，五言4对，六言4对，七言6对，八言4对，共24对。罗振玉自云的“续集”,实是在早先《集殷虚文字楹帖》99对基础上的增删和补订，如原四言11对，“续集”只收8对，删去了“左右文史，出入公卿”，“大智若鲁，至人无为”、“以燕以乐，在猷有为”3对，而原“岁以丰乐”一句，则改为“岁以康乐”，合新增得五言53对，六言5对，七言67对，八言44对，共177对。1925年罗氏将己集和章、高、王三氏所集汇为一编，总计420对，新自“缮写，付之手民”，也即上述《汇编》范本的由来。

《汇编》之出，对甲骨文书法的推而广之，甚有影响，许多民间书家，无缘直接从甲骨文摩挲领会其神韵古风，常取此书作楷式，得以靠近这块富态的书法领地，其余绪历久不衰。日本书家欧阳可亮曾对《汇编》重加编辑整理，1961年由日本春秋学院出版发行。日本内山知也新近还对罗氏《汇编》作出译注，编为《甲骨文墨场必携》一书，1986年10月由东京木耳社出版行世。不久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亦对罗氏《汇编》作了整理，1985年 3月由该校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前增罗氏原件手迹影件9对，书后附罗氏后裔继祖跋文及姚孝遂校记，对当今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欣赏和普及，应有俾补，唯书名归用初先《集殷虚文字楹帖》，删“汇编”两字，有失视闻，恐更违罗氏当初不没同好之量度。

罗、章、高、王四家，均是集甲骨文为对联，嗣后继之者，又出现集为诗的书法艺术形式。如浙江杭州名儒、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鹤庐丁辅之，1928年出有石印本《商卜文集联·商卜文集诗》，内收四言至十二言集联222对，集七绝诗30首，可谓别开生面。丁氏又有《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刊于1937年，我们频年寻访，始终未见，但仍看到一批丁氏甲骨文书法遗作的印件，如1981年《书法》第6期著录丁氏书扇叶“游华山诗”五绝五首；198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的《名胜书艺》卷二，有丁氏《观水游山集·华山纪游诗》甲骨文手迹印件；1987年11月20日《西泠艺报》第30期登有其甲骨文诗轴二帧，一为题画梅诗五律二首，一为七绝一首，又有集联一对，前诗又刊入《当代名人书林》；1990－1991年《西泠艺报》第59、61、62、66期连登丁氏遗作《甲骨文纪游诗卷》（一）－（四），为绍兴姚山纪游五言诗22韵、游处州诗七绝4首、游天台山诗五绝6首和七绝2首、雁山纪游诗五绝6首；1989年北京大地出版社出《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收有丁氏《题黄山天都峰望云海小影》七律1首书影。丁氏甲骨文书法，格调高古，笔划劲挺，字形好为变体，书轴气浓厚，自辟书道之一途。

比丁氏稍晚，还有数家。广东番禺琴斋简经纶有《甲骨集古诗联上编》，1937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收诗37首，联句138对。是书颇有影响，叶恭绰、容庚、商承祚曾先后代序。商序云：“吾师上虞罗先生始集为联语，继之者章式之、王君九、高远香、戴迥云诸家，其集为诗者，则有叶葓渔之流。予于研究文字之暇，间尝集为楹联，书贻同好，愧弗工也。吾友简君琴斋，夙通欧西文字，归国后理董国故，比岁攻治甲骨文字，于形声义三者，时时观其会通，今夏（1936年）避暑莫干山，曾未帀月，集诗三十余首，联语百又四十余。”可见当时颇有一批文人学士，受启于甲骨文集联，又进而集诗，书法上追商殷旧迹，蔚然成风，使书法艺术开一新天地。戴迥云作品未见公开发表。又知商氏亦有为之赠同好者。镇江叶玉森葓渔的甲骨文集诗书轴，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法》、四川美术出版社《民国时期书法》、《当代名人书林》等书均有著录。唯简氏集诗，是继丁氏后收获较多的一位。叶恭绰氏序赞“独琴斋书法浸渍于古者日以深，其点画神态，间不期然而上追三代之遗，其既也，将融会贯通，别启涂辙，不复为往者之檠梏所限，于书法寝有推陈出新之望。”今案简氏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主要是以古诗句配联组诗，与丁氏书己作诗不同，自有一番意趣，他的“别启涂辙”，余以为恐怕更切合其以甲骨文治印，所钤印谱《琴斋印留》、《琴斋书画印合集》等中精品甚多，与同时代之南京杨仲子，其为最早以甲骨文奏刀入印者，后者有《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怀沙集》、《杨仲子金石遗稿》等。琴斋的《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书出两月，即有再版。1969年严一萍将是书与雪堂《汇编》及鹤庐《商卜文集联集诗》三种合成《集契汇编》，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

与丁、简略约一时代者，还有汪同尘、陈邦福、王襄、董作宾等，均有甲骨文书法作品问世。1937年商务印书馆《现代书画集》，有汪氏“甲骨文琴条”集诗一首。王襄作品于4月3日《天津日报》曾有披露。特别是南阳董彦堂作宾，为甲骨学一代大家，作品格式丰富多彩，1967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的《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及1978年出的严一萍《甲骨学》下册，印有不少董氏所书辞雅意隽的甲骨文集联集诗，他还喜好直接摹录卜辞原片为书轴。1950年他又与汪怡合作稿成《集契集》，集联182对，集诗91首，集词77首，北曲小令6首。此书于1978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稍作增选后正式公开发行。在此之前，1976年日本春秋书院已出有由欧阳可亮据原稿重新写过的《集契集》。

近四十多年来，随着甲骨学这门国际性显学的宏扬光大，海内外从事甲骨文书法的书家辈出，偶而为之者更难尽数。举作品成专集专册出版者，如日本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于1961年出有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1985年欧阳可亮又辑有《甲骨文书道作品集》。1984年日本东京日贸出版社出有城南山人楠木美树《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美国魏乐唐1987年出有《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台湾安国钧氏，有《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书者自序其“来台三十年，公余，但以读书写字自娱，间亦习甲骨文字集古今佳句，或自试作，历时既久，得联一百零四副，诗六十一首，格言五十一则，回文五句，随兴书之，竟尔成帙。”该集已于l978年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至1983年，安氏又先后推出《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及《甲骨文字书例》。台湾石叔明和林翰年，早在七十年代出有《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两集子。后台湾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石氏一本《甲骨集词》。1992年台湾董玉京出有《甲骨文草书集》。1991年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有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

在国内，四川成都何崝写有《甲骨文字歌》，凡千余言，后附字例及借用字表，其书体具契刻韵味，利用文字借代以克服甲骨字汇量不足，可见其用心良诣。艺林衷注锐意开拓，缩手蹙足，难臻新境界，此乃书者之苦绩也。1986年巴蜀书社以《甲骨文字帖》为名将是集出版，正充实了国内于斯领地数十年来的贫乏局面。同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亦出版了安阳刘兴隆书成的《甲骨文集句简释》，收成语短言143则，唐诗选句8则，集联25对，甲骨文治印43方，书作甚有刀笔尖锋，力量外露，文辞则甚粗憨，入俗流一路。1989年北京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刘氏《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内集联五言至八言凡201对，集句334则，刻印92枚。另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1987年也出有孙常叙书写的《龟甲兽骨文字集联》。1991年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适应甲骨文书法的推广普及和观赏水平的提高，历年来有不少专门性质的书法字书，别立于各类古文字字书之外而向世，得以自成一格。如马德璋编有《古籀文汇编》，1934年由上海中国书店石印出版。商务印书馆于同年也石印出版了徐文镜的《古籀汇编》。大抵均为萃集甲骨文、金文，古里古陶古币古兵器文字等，纂成一编。后书1988年武汉古籍书店有影印本。1988年北京博文书店出有赵侣编《七体书法字典》，收首文7030个，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形3万余字。1991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辞典》，收字头6930个，各类形体40527字。1990年上海书店推出的濮茅左、徐谷甫编纂的《商甲骨文选》，精选其字清晰、书法上乘者约千余字，重文6千余，进行放大，并据甲骨分期编排，附笔画索引表。这种利用当代印刷技术，再创就甲骨文书法揣摩范体，返本索真，殊属难得，可谓心裁机敏，堪为书林后法。

八十年代后期，日本书道界亦先后推出一批甲骨文书法的工具性字书，较著者当数东京木耳出版的小林万寿所编三书：一为《甲骨文字字典》，共336页，附解说及索引；二为《甲骨文字精华》，有照相图版200页，附解说34页，印制精良，利于临摹；三为《五体篆书字典》，凡840页，收甲骨、金文、古里文、小篆、印篆，字汇达7万余字。

汉字书法，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时者乃各代前人出于自然或有意创育出的形形色色书法艺术类型，空者乃是书艺高境界的继承和开发天地。甲骨文出土，令书法界有幸再睹三千年前旧迹，把握时空新机遇。可以说，以甲骨文集联集诗集句，乃及以甲骨文书法施诸印章的方寸之间，刻求章法、刀法的千端造化，使书法治印艺术上追上古遗风，正是瞄准着这种时空新机遇，勾绘近现代书艺领地一大推陈出新的特色，许多书家学入为此已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收获。随着时代的推移，甲骨文书法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形式和内容，必将更好地推动和促进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 甲骨文在书学史上的地位

甲骨文书法进入现代书艺行列，才不过短短几十年历程，但由于甲骨文遗物的出土，却已使追溯中国书法艺术史之源，大大提早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

确立甲骨文在早期书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存在着可与否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持否定说者，可举黄简和王宇信两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黄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的分期和体系》一文（收入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书学论集》），认为甲骨文属于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具备作为书法艺术文字的独立性和追求书法美的自觉性，也不具备已成熟的书法标准，“中国古代书法史的上限，从严格的狭义上说，当在汉末桓、灵之际；从广义上说，可推溯至春秋末期。早于这个时期不存在书法，或无所谓书法”。王字信在《甲骨学通论》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445页），认为书法“不是为了实用，主要是做为艺术品欣赏，所谓‘法’，即法则、规范、效法。不能说，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数几个卜人能见到的卜辞就是书法创作。也不能说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笔刻写甲骨文就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书写作为一种艺术实践。”他认为甲骨文金文虽以古朴、劲遒具有永恒的艺术勉力，堪称“书法”之祖，但毕竟与有意识的艺术创作之书法不同，若从广义方面理解书法，秦始皇靠行政命令统一文字，刻石纪功，命李斯写《仓颉篇》、赵高写《爰历篇》、胡毋敬写《博学篇》、以作全国范本，推行小篆，才是中国书法之始。

不过，这种将实用和艺术实践及追求书法美相割裂开来，从而排除甲骨文在古代书法史上应占的席位，持论是乏力的。其实在古代书学史上，实用与艺术实践欣赏从来就是有机统一体的两大功能因素，举凡为书学界公认的第一法书《兰亭序》，何尝不是缘起实用性的“修契事”而书，何尝不是为“兴怀”以便“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再如北魏墓志，唐欧虞颜柳诸家书碑铭，乃至清郑板桥的“判续”墨宝，又曷尝属于实用之外的作品。将书法纯束之艺术创作一角，恐怕是雅士墨客专致化的观念，其于古代未必适切，特别是早期书法，更与实用艺术难分割，况且三千年后的今人，又岂可贸然遽然判定三千年前人无有审美追求意识。我们认为，凡具备刀笔之技巧、字体间架结构之成规、章法布局之宜变这三大中国书法要素的古代作品，通可在书学史上有其相应位置，于上古书法尤然，甲骨卜辞当在其列。

1937年郭沫若在《殷契萃编》序中即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细考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者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一格。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他还举出一片习字骨，指出上有一行字精美整齐，其余数行仿照者歪剩几不能成字，但中间间有二三字甚精，与整齐一行风格一致，认为“盖精美整齐者乃善书善刻者之范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学书学刻者之摹仿也。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助之，故间有二三字合乎规矩。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此实为饶有趣味之发现。且有此为证，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这已明白无误肯定了甲骨文在早期书学史上的固有地位。

事实上，海内外书学界大都均已把书法之源归诸甲骨文。如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1938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艺术论丛》）、丁文隽《书法精论》（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据1939年版影印本）、日本神田喜一郎《中国书道史》（1954年东京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卷·中国·殷周秦》）、吕佛庭《中国书画源流》（1956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懿恭《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邓散木《中国书法的来龙去脉》（1957年《新观察》第11－13期）、殷伯衡和郑涌先《漫谈书法艺术》（1961年《中国青年》第18期）、日本三原研田《甲骨文字的书风》（1967－1968年《滋贺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17、18号，1969年《泊国》第8号）、李棪《从甲骨文看汉字结构和书法变化特征》（1967年美国密执根州安伯市第28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美国蒋彝《中国书法》（1971年哈佛大学出版；又中译本，1986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祝嘉《书学简史》（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凌云超《中国书法三千年》（1977年香港天风出版社）、日本伏见冲敬《中国书道史概述》（1977年东京角川书店《书道字典》附录）、冯亦吾《书法探求》（1983年北京出版社）、祝敏申主编《大学书法》（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殷荪《中国书法史话——夏商周书法》（1986年《书与画》第3期）、海萌辉《甲骨文书法小史》（1989年12月 22日《中国文物报》）、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的艺术》（收入《甲骨学论丛》，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等等，大体均从各各的书学视角，肯定甲骨文为早期阶段的书法作品。

1983年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钟明善著《中国书法简史》，直截了当指出：“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1984的中华书局出版的萧燕翼著《书法史话》、还进而分析说，甲骨文书法有前后期的不同风格，前期“纯系自然状态，全篇章法大小错落，随便不拘”，后期“渐渐地趋向分段方正，排行匀齐，每个字也大小均等，端正严整。这表明后期甲骨文已经开始注意字的修饰和美化了；这时书法艺术虽然还处于萌芽时期，但已可说是颇为精美的书法作品了。”另外，美国张光直《史前和商代的陶文——中国文字和早期书法史的一个侧面》（1977年耶鲁大学中国书法史讨论会论文），还认为上古陶文在早期书法史上有其地位。许之微《略论书法艺术》一文（1982年《江海学刊》第5期），也认为陶刻符号和后来的甲骨文、钟鼎文，可视为书法艺术的低级阶段或原始阶段，因为它们不只是作为书法艺术材料的汉字的前身，还反映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审美关系。
尽管甲骨文属于早期生成阶段的书法，但其起点却是不低的。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1962年《哲学研究》第1期），即指出甲骨文书法“大小参差、牡牝相衔，以全体为一字，更能见到相管领与接应之美。”邓以蛰《书法之欣赏》一文，谓“就（甲骨文）书之全体而论，一方面固纯为横竖转折之笔画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他方面横竖转折却有其结构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连贯之关系，俨然有其笔画之可增可减，如后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是针垂韭之笔致，横在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引自上述宗氏文）冼剑民《甲骨文的书法与美学思想》（1986年《书法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甲骨文字形造型艺术，体现了汉民族的美学原则和共同心理，即平和稳重的审美观，字体结构有上密下疏、左右均衡、大小参差、随字异形等几大共性，笔画概有点、直笔、圆笔三种，点画表现含蓄，直笔表现刚劲，圆笔表现溜走柔和风格，由此组合成强弱、迟速、轻重、快慢、节奏变化的旋律，其书法的章法布局则应于甲骨生态的大小不同空间，据文辞长短不一，以全体为一字，字与字，行与行，取长补短，错落有致，相互应接，布成一个意趣天成的格调。可以说，甲骨文虽属早期生成阶段的书法，然已以较高品位的审美意识和书刻技巧显其早熟性。

甲骨文书作大致可分瘦削硬挺的细笔道和雄健浑重的粗笔道两大类型。如孙杰在《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及字体特色》（1983年《书法研究》第3期）一文有云，甲骨文笔画瘦硬挺直，平行规正，结构对称平衡，形态端严方正而不苟且，这些特点的总和，构成了甲骨文的端严、庄重、肃穆的风格。不过，若细而折之，甲骨文书风实代有推移的。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下册，1935年）将甲骨文断分为五期，论其书体书风说，一期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二期工整凝重，温润静穆，三期颓靡草率，四期粗犷峭峻，欹侧多姿，五期规整严肃，其作大字者峻伟豪放，作小字者隽秀莹丽。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1981年《书法》第6期），亦略同董说。上引冼剑民一文认为，一期有开创性之雄风，功深老到，气魄伟浑，二期书风柔弱丽质，但在结构工整、用刀规范方面却有艺术上的新开拓，三期风格脱却华饰，又尝试着草写急就的探索，四期是甲骨文众多书体及风格的溶合时期，五期用笔端庄匀称，文字书写定型化，其笔法上的一大突破则在于笔画的丰满圆润，堪称甲骨文书法全面趋向成熟时期。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1992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古文字与殷周文明》），除分期缕析了甲骨文书法的代变特征，还纵论了其结体与章法的特点。所谓结体，在书学上是指单个字形按照分当布白的疏密、宽紧、开合聚散等间架结构原则织造成的字体造型美；所谓章法，在书学上是指通篇布局设计、安排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艺术处理方法。他认为甲骨文书法的结体，具有稳与险、疏与密、蹙与展三大对立统一的“破体”之妙，在章法上则擅运用错落有致、纵中有敛、虚实相间的布局，别育成种种节奏感和建筑美的艺术魅力。行家里手烛精剖微的众多赏析和述评，诚难尽举，好此者若能返归甲骨文原片原拓原照细细揣摩，介身于斯学领地，自不难会有所体味鉴察。

甲骨文书法以其高起点和代有变宜的书风及技巧，表明中国早期书法自生成阶段始，即因领受意匠深沉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而显出早熟性的特色，并一举具备了刀笔、结体、章法三大对后世书法流向始终相左右的要质，其书艺的本身即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后世。1927年胡光炜在《说文古文考》一书（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就曾认为，甲骨文之后，派别约分四途，一为殷派，下笔如楔而方折，为殷遗裔世守先代方劲之书风；二为周派，其书温厚而圆转，其结体或取从势，或取冲势，然使笔多不甚长；三为齐派，四为楚派，两者同出于殷，用笔皆纤劲而多长其结体，多取从势，所异者，齐书宽博，其季也，笔尚平直而流为庄严；楚书流丽，其季也，笔多冤曲而流为奇诡；两者盖又各有其前后期矣。前引丁文隽《书法精论》，亦以为：“商代书法见之殷契者为最多，商治尚质，故殷契书法质在简古。齐近于殷代故地，质直之风未泯，故齐书多存殷契遗意，笔画瘦直，结构严整，如《陈曼簠》、《陈纯釜》之类是也。”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侯景昶著《书学论集》也说：“甲骨文直笔方折的质朴书风，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陈曼簠》和当时的一些货币文，均受其直接影响。”总之，甲骨文遗物不仅是中国书法的“鼻祖”和源头，其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素质，也是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法能陶冶翫衡于较浓意趣境界和老有融古推新的原动因所在。

大凡说来，甲骨文书法格调高古，今之复作者欲以笔墨再得其刀笔神韵，还真需有相当的书法功底。杨英侯《篆书琐谈》（1983年《书法研究》第2期）即说：“契刻甲骨文字的人，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有高度的篆刻技巧。它的笔法有方有圆，笔画尖锐锋利，结构秀劲简古，从书法的整体来看总觉得它精神爽朗，古趣生新。用笔务求坚劲瘦硬，以紫毫、狼毫临之，可得其精神，不宜笔毫太软。”倘若要再创造出形式和内容均臻完美的今式甲骨文书法作品，仅有临写技巧或书法功底是远远不够的，学养的自我升华和掌握一定的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知识，乃尤为要紧。后者好在当今已有百多种甲骨文著录书存世，有条件者如能揣摩一部《甲骨文合集》，几乎可省去寻阅百集之劳；此外，还可充分利用斯学的一些工具书，如日本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孙海波的《甲骨文编》、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及《甲骨文字典》等。

近世为甲骨文书法者，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方面的集子也出了不少，我们在前文已经列举了一批，有此雅好者从中当能获得种种启迪。但也必须指出，书学界颇有相当一批甲骨文书法作品，困于原有甲骨文的缺少和释字的不确，致弊病亦俯拾即是。陈炜湛《请正确书写古文字》（1988年《书法》第5期），曾力陈彼界三大弊端，一是不循甲骨文书体规范，任意书写，错别字迭出，二是沿袭过去的误释，不能吸收新的确释，以讹传讹，落后于甲骨学的新进展，三是滥用通假，任意拼凑杜撰字形。陈绍新瓶，集甲骨文字书诗文联句兼附今读文辞于一幅，不失为新的书艺及功能兼备的书法形式，但既寓意于甲骨文的陈绍，则作品的用字当然应尽量限于甲骨文的字汇范围，然命意遣辞毕竟不能总受字少不敷用的窘迫而无所施展，必要时当然可适当运用文字学上同音通假的原则，以同音字或同声旁字相借代，也可合乎情理地“造”些字，即依据小篆、玺印文、金文、陶文等稍晚后文字的结构，用甲骨文的偏旁析形再组合，用甲骨文的刀笔技巧相书写。但这类借代和造字，决不能滥而无法，应尽量少用，否则难免出现混乱，贻误世俗。若不同时期甲骨文的结体和书风，能维妙维肖、唯神唯情系之于墨卷，则可谓更臻入上乘真境界了。

要之，甲骨文书法不啻曾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其近世的再度出土及大昭于世，抑且更导致了当代书法包括篆刻艺术的创新，于真、草、篆、隶、行书之外另辟其门。如今的甲骨文书法，已遂渐为众多的书家学人所注重，所摹拟，所领受，所开发，大有众彩纷呈之趋。以商周之遗物，为三千年之后的书学助波推澜，为三千年之后的书坛添趣增辉，这在当初谁人能料及，然可以预料，这门崭起的书艺，前景是无量的。

（原载《中日书法史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