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在“五四”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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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作为近现代最重要的文化启蒙运动，其核心主题之一便是张扬个人的价值，张扬个性解放。“为人生”成了“五四”时期文学艺术的共同主题。

这个时期的美术——从观念到创作无不奔赴“人”的主题之下。其时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乃至雕塑家，如李铁夫、冯钢百、余本、徐悲鸿、林风眠、高剑父、陈树人、黄少强、黄新波、谭华牧、何三峰、赵兽、司徒乔、符罗飞等，借鉴各种外来的手法，从不同角度构建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人生画面。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前期“为人生”是艺术创作的一面旗帜，所有信奉“人的价值”的艺术家都奔赴于这面旗帜之下。那么，上世纪30年代初，随着“左联”的成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艺术的主要宗旨已经由“为人生”而变为“为大众”。前者着眼的是“抽象的人”，关注启蒙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后者着眼的是“具体的人”，关注挣扎于底层的大众的苦难生活。

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艺术作品明显地呈现着艺术家对“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的交叉理解——既尊重人的价值，更注重表现现实人间的痛苦和不幸。几乎从那个时期走过来的艺术家，都怀有着关注现实、悲天悯人的人道激情和社会责任感。

1919年5月1日，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宣传实用主义的哲学与教育主张，为中国打开了通向实验科学和现代文明的窗户。

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学习对象由原来的日本、德国转向美国。

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改革了几乎是美国学制翻版的“壬戌学制”。这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基本形成。

1922年9月，由颜文樑、胡粹中、朱士杰创建的私立苏州美专成立，教师黄觉寺、胡粹中、孙文林均长于水彩，毕业生中有李泳森、钱延康等，后来都成为著名水彩画家。

1927年秋，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建立艺术系，由留法归来的徐悲鸿主持工作，在此校任教的有潘玉良、吕斯百、吴作人、李毅士、李瑞年、艾中信等，他们绝大部分是留学英、法、比等国的留学生，陆续培养了一批颇具实力的水彩画家，如萧淑芳、宗其香、吴承砚、戴泽、袁振藻、崔豫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