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纪出版：我的越剧人生

在《弃妇》中，我扮演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从第一幕哭到最后一幕，标准的一出苦情戏。或许是当时观众喜欢看苦戏吧，演了三十四场，连演连满。大概是入戏太深的缘故，那段时期我心情很压抑，人也瘦了不少。最后一场是全剧高潮，我扮演的妻子在指责欺骗了自己的恶丈夫时，有一大段清板，随着感情的递进，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我顺势发挥加了七八句唱词。演出完回到后台，编剧红澜先生特意跑来对我说：“王小姐，今天的演出很感人啊！你那几句唱加得好，丰富了人物的感情。”

少壮剧团开演后不久，我的老师竺素娥和姚水娟相约到皇后戏院来看我的演出，报上戏称此举为（越剧）“皇后”看“皇后”（戏院演出）。我和陆锦花两人的名字被扎成红绿霓虹灯，在繁华的夜市中熠熠闪烁，显得分外耀眼。当时，我老师和姚水娟都已经结婚隐退，过着家庭主妇的平静生活。看到老师们来看戏，我十分高兴，拿出当时新潮的饮料“可口可乐”招待，小报上称之为“两代红伶的相会”，不免有前浪后浪新人旧人的一番感慨。“红伶”，我盯着这两个字愣了一下，我真的算是“红”了吗？

“皇后”这段时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从十二岁离家学戏开始，努力用功，争取唱红一直是我的目标，转眼九年过去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并未感觉到多少快乐。后来，很多人问过我，在那个年代，当一个“明星”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我的感觉就一个字：忙。

随着关注度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更大了，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上练唱练功，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日夜两场之间排新戏，演完夜场去电台做宣传，回家后还要读剧本至深夜。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忽然哭了起来，惊醒了身边的母亲，原来我做梦还在演戏，正在唱《秦雪梅吊孝》呢。

有时遇到需要特殊“才艺”的剧目，还得临时现学。如在《女伶受辱记》中，我演一个京剧女艺人，要唱一段“戏中戏”，赶紧找了京剧老师教唱，学了一段《玉堂春》和一段《宇宙锋》。演《新珍珠塔》时，我又向京昆老师学习身段，还请了昆曲艺人郑传鉴先生为我量身定做设计动作。那时年轻，精力充沛，一出新戏排上两三遍就能上台演出了。

此外，生活上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际往来比以前多了，也有一些忠实观众由戏迷变成了朋友。当时的越剧观众以家庭主妇和女学生为主，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学生组建了一个戏迷组织，称为“文社”，算是那个年代的“追星族”和“粉丝”吧。她们常常结伴来“皇后”看戏，有时会对我的表演、唱腔和服装提出意见；在日夜场中间休息时，还带上纸笔教我文化和书法，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

随着观众群扩大，观众面拓宽，我必须学着应对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在皇后戏院时，我结识了当时上海滩豪门世家“叉袋角朱家”，朱家是近代民办纺织业创始人朱鸿度家族的后人，以开纱厂和面粉厂起家，曾有“面粉大王”的称号。长房朱斗文先生和太太比较喜欢看我的戏，二房的太太是陆锦花的戏迷，所以一家人自然就成了皇后大戏院的常客和贵宾。

一天，日场戏刚散，剧场的案目（注：旧时经营票务等事项的人员，俗称接生意）说：“王小姐，有一位朱斗文先生和他的太太想来看看你，他们是天天来看你戏的，见一见吧。”那时，观众来后台看演员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不在意地说：“好呀！”没多久，案目领着一位先生和三位穿着入时的女眷进来了。彼此客气地寒暄了几句，我说：“不好意思，后台小，没地方请你们坐了。”朱先生说：“王小姐不用客气，我们来看看你就走。”朱太太说：“明天中午我们想请王小姐来家里便饭，不知肯赏光么？”还没等我开口，案目忙不迭地答应了。夜场开始，朱家夫妇又连看了第二场。

我性格内向拙于言辞，并不擅长应酬交际，好在朱家人十分热情，他们在皇后戏院包下了一排座位，日夜两场来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