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篆刻的兴起与发展三

作者：翟屯建
三、徽派篆刻的后振（1849—1955）
1.“浙派”和“邓派”兴起对徽派的冲击
从明嘉靖、万历文人篆刻艺术体系的确立到清雍正时代，除了文彭以外，还没有人能拥有与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程邃相杭衡的印坛地位。
乾隆初期，丁敬开始崭露头角。丁敬出身于商贾之家，矢志向学，工诗文，善书法、绘画，尤究心于金石、碑版文字的探源考异。篆刻宗法秦汉，能得其神韵。他强调刀法的重要性，主张用刀要突出笔意。丁敬曾写过二首论印诗。
《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炫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非私。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① 这两首诗体现了丁敬的篆刻艺术观。我们前面谈到，入清以后，篆刻家往往把对金石文字的研究作为篆刻艺术实践的重点。固然，对金石文字的研究有利于篆刻创作的一面，但如果僵化地来看待金石文字同篆刻艺术的关系，把摹古当创作，死守大小篆和《说文》的藩篱，只能扼杀掉人们的艺术创造力。康熙、乾隆时期的印坛正是这种泥古之风盛行，死守文字藩篱的最为保守的时期。许容说：文须考订一本，不可秦篆杂汉、唐，如各朝之印，当宗各朝之体，不可混杂其文，改更其篆。若他文杂厕，即不成文；异笔杂厕，即不成字。①《飞鸿堂印谱·凡例》也规定：篆书文体纷纭，即大、小二篆，亦不可混淆。若差之毫厘，即失之千里。虽镌刻精工，而篆文舛错，汲古者所窃笑也。是编纤微不苟，稍介疑似，辄即订正。
但丁敬却认为“文字”同“篆刻”是“分驰”的，前者是文字研究，后者是艺术创作。他还强调了艺术创作的个性化，主张“思离群”。汉印自有汉印的卓越，六朝、唐、宋印也有六朝、唐、宋印的妙处。艺术创作不能自划框框，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凡有利于艺术表现，汉印也罢，六朝、唐、宋印也罢，都应该吸收。丁敬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他的篆刻超越了同时代的印人，为当时沉闷的印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丁敬乾隆十年（1745）在西湖东皋吟社与汪启淑相识订交，基于对诗文、篆刻的共同爱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汪启淑已经着手辑刻《飞鸿堂印谱》，于是便邀请丁敬参与印谱的厘订和篆刻。丁敬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