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存的颂歌——碑碣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做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次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颂扬人的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为刻字碑时期。实用碑早在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实用碑使用时间长久，用途广泛，并具有独特的形制。这种碑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以来，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使用到西汉时期，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它在许多方面都可使用：一是人们去世后，在埋葬时当做下棺和放置器物用的辘轳，绳捆在上面，可以任意升降，自由运转；二是置于王室、诸侯宫庙庭院或门前，作为拴马的柱子，或者当做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桩子；三是在宫殿前面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在这一点上好像后来的“日晷[gui鬼]”。这种“日晷”今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汉白玉台基上就陈设着一件。实用碑的质料，因用途不同而有差别，在宫庙和庭院中者多为石头做成，在墓角或圹[kuang况，即墓穴]侧者，初期多为木头，后来多改用石料。无论石质碑或木质碑，在形制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上半部大都有一个圆洞(因用途需要而开凿)，后人把这个洞叫“穿”。这种“穿”是早期实用碑独具的特点。

　　这种实用碑，人们使用很久。但有一天，不知道是灵感，还是偶然，有人在这种碑上刻上了字，出现了刻字之碑。从而使这种刻字碑与过去的实用碑有了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碑交替的时间，大致在西汉晚期。这个变化的实物证据，以《麃[biao标]孝禹碑》为代表。《麃孝禹碑》是宫本昂等于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在山东平邑县治理河道时，在土堤中发现的(过去已经知道有此碑，并有拓本行世，但不知何时，原石丢失，现存山东省博物馆)。该碑形长方，圆首，据拓片测量，长约136厘米，宽约45厘米。碑首有额，额两边各刻一只站立之鹤，额下有穿。碑身刻字，共二行，内容为“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麃孝禹”。“河平”是西汉成帝(刘骜[ao 傲]的年号，三年为公元前26年，说明此碑刻成于西汉后期。这块碑有人名、地名、官爵、卒年或葬年等内容，已具备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内容，其形制有“穿”，显然是由墓穴下棺的“碑”发展而来。它已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刻字碑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块碑是现今所知的由实用碑演化成刻字碑的典型代表。

　　刻字碑在汉代出现以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文字以记述墓主的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和事绩，以及一些颂扬和悼念的铭词等，形成一篇传记性的文字，使路过行人读后，可知道墓主身分。这种碑叫做墓碑。如果是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画文字，使行人阅读后能知晓这些宗庙、祠堂等建筑物的情况以及受祭者的功绩、道德、行为，这种碑就叫做祠庙碑。

　　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大概只有墓碑和祠庙碑这两种。这两种刻字碑的共同特点是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由于刻字碑的这种特点，所以在当时人们就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悲哀或追悼。关于这一层意思，我们在阅读汉碑的刻文中可以观察到，在浏览晋代的民歌里也可以体会到。到了唐朝前期，大学者徐坚在为皇家贵族子弟编写课本《初学记》一书时，对“碑”字的解释，就直截了当地说成“碑，所以悲往事也”。到唐朝晚期，陆龟蒙更直截了当地解释为“碑者，悲也”。虽然刻字碑后来按内容可分为多种，如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但歌颂死者怀念先人，一直是这类碑文的主流。

　　汉代刻字碑出现以后，由于与其他类型的石刻文字，如刻石、摩崖、石碣等同时并存；又因为它们都是用刀刻在石上的文字，因而在称呼上就不十分严格。有的将一切石刻文字都叫做碑，有的又把这类文字叫做碣。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当时对它们就有明确的区分，什么“方者为碑，圆者为碣”、“大者为碑，小者为碣”等等，这恐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直到唐代，还有将方碑称为碣的。例如：《潘师尊碣》刻于唐代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碣石原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老君洞，其文字长达20多行，1000多字，实在是一个既大又方的碑，但首行所题名称，仍自称为“唐默仙中岳体玄先生太中大夫潘师尊碣文”。这是碑、碣两者不分的明显例子。所以，两个不同的名称用于同一件事物，只是由于作者的认识和习惯的不同，而随意选用罢了。

　　刻字碑出现以后，由于所记内容的相对稳定，其形制也就逐渐固定下来。刻字碑大致上由三部分组成。

　　(一)碑首。这是碑的最上部分或者叫顶部。早期碑首比较简单，多为圭首、圆首或晕首，后期又逐渐出现螭[chi 吃]首，尺寸也越来越大。

　　圭首，上锐下钝，或者是正三角形去掉尖的一部分即成圭首。在汉碑中，《郎中郑固碑》、《司隶校尉鲁峻碑》、《白石神君碑》、《鲜于璜碑》、《张迁碑》、《武荣碑》等都是有名的圭首碑。后期渐少，尤其在有地位的富人中用圭首者更少。

　　圆首即首成半圆形。泰安岱庙《衡方碑》即为汉代著名圆首碑。

　　晕首，其轮廓也是半圆形，但半圆的上部却有晕缭绕，如天空雨后出现的虹，所以叫晕首。一般有晕三道，其晕多从碑首碑身交接处起始，尚留系绳引纤的古意。《圉令赵君碑》、《孔孔碑》、《赵菿〔dao到〕碑》等，都是著名的晕首碑。汉代以后，晕首碑多消失无存。

　　螭首，又叫螭头，即雕刻在碑头、殿柱、殿阶、彝器、印章等上面的螭形花饰。螭为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属传说中的蛟龙类。龙为炎黄子孙最崇拜的神兽，把它装饰在碑头上成为螭首，碑的身价就变得更为高贵。这种螭首碑，大约出现于汉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刻的《爨〔cuan窜〕龙颜碑》就是著名的螭首碑之一。唐朝时螭首碑逐渐成为等级高低的象征，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准刻制。

　　碑首中间为碑额，是雕刻碑名的地方。碑额书标题，开始于东汉时期，字体以篆体最多，隶体也不少，故称为“篆额”或“隶额”。篆额碑，汉代有《郑固碑》、《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夏承碑》、《孔彪碑》等，三国魏时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孔羡碑》、《范式碑》等。隶额碑，汉代有《衡方碑》、《武荣碑》等。南北朝时，碑文开始由隶书演变为楷书，随之而来，碑额文字也有楷书的，但是在著录时不能像篆、隶书一样称“楷额”，只能叫“额正书”，这也算是一种约定俗成吧。不过，有时候楷书的碑额，也可以称之为隶额。因为有些书法家认为楷书是当代的隶书，所以，隶书也有“汉隶”和“今隶”之别。今隶就是楷书。碑额用楷书者，有《萧憺[dan旦]碑》、《葛府君碑》、《张猛龙碑》、《龙藏寺碑》等。

　　有的碑碑额左右或四周还刻有各种图像。如《白石神君碑》碑额两旁各透雕一兽，兽下又各雕一人。《鲜于璜碑》碑首阳面额旁线刻青龙、白虎，阴面额刻了朱雀。《张迁碑》圭首四面刻蟠螭，上锐处两鹊相对，造型十分生动。《爨龙颜碑》碑首穿上刻蟠龙，穿左右刻日月，日中有伏鸟，月中有蟾蜍。唐朝碑首上又出现了一些特殊画像，如《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碑首刻七佛像；《道因法师碑》碑首刻释迦牟尼、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三像，并刻其名，把碑首装饰得十分美观。

　　早期刻字碑(如汉圭首碑)的穿多凿于碑额下方。这种穿尺寸或大或小，位置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并不固定，但一般多在碑额标题之下，碑身之上，不影响书写与刻文。但也有例外，如《赵菿碑》的穿在碑文中间第九行至第十行处，每行占去三个字的位置。《袁安碑》无碑额，穿在碑文之中，占两行，每行占两个字。《袁敞碑》的穿也在碑文中，占两行，每行占两个字。穿的位置最靠下者，可能是《景君碑》，在碑文第八行至第十三行处，每行占两个字的位置。碑穿只是第一阶段实用碑的遗制，当刻字碑通行一个时期以后，由于它无用就自行消失了。汉代以后的石碑，就基本上再无碑穿可寻了。

　　碑首在早期碑中基本上与碑身是用一块石头雕成，但魏晋以后，碑石愈来愈大，到了唐代时，碑的制做愈加精细，碑首与碑身往往用两块石板各自刻成进行装配。这时碑首的宽度、厚度都比碑身大，使雨雪等不致直接淋至碑身上部，对碑身起到了保护作用。

　　(二)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一般为一块石料制成，多为长方扁形(即高度大于宽度，宽度又大于厚度)。少数碑也有由多块石料制成的，成为长方柱体(即高度大于宽度，宽度等于厚度)，如西安《石台孝经》碑，即由四石合成。碑身各面名称，正面称碑阳(有的叫碑面)，背面称碑阴，两边称碑侧。碑身主要是雕刻碑文的地方。碑阳一般刻正文，碑阴一般刻出资立碑者的姓名或“门生、故吏”题名以及各种碑阴记。碑侧有的续刻正文或题名，有的或只刻一些装饰花纹。碑文的书法字体，各时代多不相同。汉碑主要是隶体，三国两晋时碑文字为隶书向楷书的过渡体，南北朝隋唐，碑文字体主要为楷书。唐朝前期贞观年间，行书、草书也可以写碑，但很少使用，只有唐太宗《晋祠铭》、唐高宗《万年宫》、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等少数代表性作品。

　　(三)碑座，用来承托碑身。初期时，碑体较小，碑首、碑身、碑座以一块石料雕成。这时只是在整块石料的下边，留出一块空白，不刻字就成为碑座。竖碑时，碑身在地上，部分碑座插入土中以稳定碑身碑首。后来碑体越来越大，为防止碑体下沉，往往另选石料做碑座。这种碑座一般为方形或长方形，比碑身宽大，在碑座上面刻凹槽，碑身下部刻榫卯，两者相合既固定碑身，又可防止下沉。南北朝以后，碑座的形制开始多样化，最突出的是做成龟形的“龟趺[fu 夫]”座，或者叫“赑屃[bixi 币细]”座。这种碑座从力学上讲，是利用了龟的特点：背宽、壳硬、足短，在背上开槽嵌碑身，不仅稳重，而且美观，有活灵活现的动态感，就更为人们所喜爱了。“龙”早就是我国占代汉民族崇拜的神兽之一，古代人很早就编出了一个“龙生九子”的动人神话，并把龙与龟联系起来。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勇敢正直的龙夫妇，感情非常好，共生下九个儿子，但外貌都不像龙，性格、脾气、爱好也大不相同。老大囚牛，喜欢音乐，后来人们在胡琴上所刻的兽头，据说便是它的遗像。老二叫睚眦[yazi 牙自]，心胸狭窄，性情暴躁，勇敢善战。现留在刀剑上的兽头，据说就是这个性情暴躁、喜好杀戮的睚眦。第三个龙子叫螭吻，它能在狂风袭击下岿然不动，而且还面带微笑，又喜欢登高望远。所以，古代的建筑屋脊的两端的龙头，就叫螭吻。老四叫蒲牢，它平生喜好鸣喊吼叫，古代乐器的钟纽，经常刻成一只兽，张着嘴衔着纽，据说就是蒲牢的形象。老六叫狴犴[bian 必按]，它的形状像老虎，有威风，喜欢同别人打官司，仇恨恶势力，所以人们总爱将它的形象刻在监狱的门上。第七个龙子叫饕餮[taotie 涛帖]，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贪婪，它总是张着一个大嘴，好像永远吃不饱，所以在古代的青铜祭器上，不管是斟酒还是盛饭的器物上都装饰它的形象。老八叫叭嗄[baxia八下]，它最喜欢水，所以在古桥栏杆上、桥壁上、台阶上总有一些流水的龙头，这就是叭嗄的形象。龙的第九个儿子叫椒图，也有人叫它铺首，性情好静，善于把守门户，忠于职守，看管东西从不丢失。所以在古代宫殿、寺庙或一些重要建筑物的大门上，总是浮雕一个兽头，口中衔环，俗称铺首衔环。老五就是前面说过的名叫赑屃的石龟，有的书也叫它霸下。这个老五，力大无穷，很喜欢帮助别人背负极其沉重的东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所以人们在选找碑座时，它就成了最适合的对象。这个故事不知始于何时，也无确切考证，但据现在所知，它在明朝人的记载中已经出现了，例如明朝天顺年间(公元1457—1464年)进士李东阳的《怀麓堂集》，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四川新都状元杨慎撰的《升庵外集》等书籍中都记载有“龙生九子”的传说。

　　《石台孝经》(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但在刻碑时，龙龟形象不得乱用。清朝末年大金石家叶昌炽，在撰《语石》这本书时，转述唐朝大文学家柳子厚记述唐葬令时的话说：“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

　　这种碑首、碑身、碑座的碑制，在至今的2000年中广为流传，不仅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也如此；不仅体现在个人墓前、祠堂、寺庙的石碑上，而且发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记事碑、纪念碑上。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名碑。

　　《裴岑纪功碑》，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刻，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岳钟琪得此碑，后移存新疆巴里坤(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县)关帝庙前。此碑上锐下宽，远望如同石人，故当地人称“石人子”。内容记述敦煌太守裴岑带领3000人征讨呼衍王，为平定西域，保卫边疆做出贡献。《汉书》未记载此事，可补史缺，有重要价值。近代摹刻者较多，新疆、山东均有其摹刻碑；《西岳华山庙碑》，汉碑当中最大的一块，刻于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现已坏，只有拓本流传；《上尊号碑》为曹魏华歆等人要曹丕接受汉帝禅让，上尊号为元子的奏表，在河南许昌；《受禅表碑》记曹丕受禅让的典礼，在河南许昌。两碑内容是为曹丕称帝涂脂抹粉，比较一般。但它们是魏晋时最早的碑，且形体高大，刻字较多，书写紧密，与汉碑有明显的不同。在书法上，字体方正刚健，与汉隶也有异，开魏隶之先。

　　《南乡太守郛[fu 伏]休碑》是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第一块晋碑；《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是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立的现知的石刻史上有关妇女的第二块石刻(第一块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女《马姜墓志》)；《大晋龙兴碑》又名《大晋皇帝龙兴三临辟雍颂》，常称《晋辟雍碑》，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刻，原立洛阳太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河南偃师县东大郊村出土。碑现仍存原处。内容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等，三次临辟雍视察并在太学举行乡射礼之事，碑阴题名达400余人，从中可以看到晋代太学的一些组织情况。此碑体积较大，前所未有，是现存晋碑中最完好最大的一块；《爨宝子碑》，现存云南曲靖中学，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内容记述爨宝子的生平事迹，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碑刻之一。书法在隶书与楷书之间，人称它是我国汉字书体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爨龙颜碑》，现存云南陆良县元堡小学，刻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60年)，为南朝早期代表碑刻之一。内容是记载爨龙颜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事，对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有一定价值。它与《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碑；《萧憺碑》，刻于萧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名家徐勉撰文，贝义渊书丹，书法已是楷体，为现存南朝晚期代表碑之一；《皇帝东巡碑》，刻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记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时经过易州(今河北易县)与群臣比赛射箭的情况。据载，有两个皇帝在这里进行过射箭比赛，共刻三块碑，现在只发现一块，而且是最早的，也是现发现的北魏刻的第一块碑。此碑发现于1920年；《嵩高灵庙碑》，刻于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相传由寇谦之书丹，以隶书笔法写楷字，其书法为北魏早期佳作，为历代书家所珍重，反映了汉隶在发展上的又一次演变。该碑为道家所立之第一石，反映了嵩山道教的一些活动情况；《张猛龙碑》，刻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内容主要记述张猛龙兴学事，系北魏名碑之一。该碑书法甚佳，笔法劲健，为近代书家学习临摹典范；《兰陵王高肃碑》，刻于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1920年出土，是著名的北碑之一。据史书记载，高肃，字长恭，骁勇善战，但他是一美男子，故在上阵作战时，总戴上个代面(面具)以解决他文雅与勇武的不协调。后世演戏时，演员戴面具或勾脸谱，据说都是由此而来。唐代教坊歌曲中有兰陵王一曲，宋代仍有兰陵王一调，大约最初也是歌颂他的。该碑书法为雄健的大字，是北碑中的上品。

　　《龙藏寺碑》，现存河北省正定隆兴寺，刻于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7年)，内容如碑额所题，是讲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刺史鄂国公劝造龙藏寺情况。书法正楷。宋人欧阳修记为张公礼书。该碑在南北朝至唐代书法的变化过程中影响很大，充分反映了前后期过渡的特点，向称隋碑第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时期，碑刻也不例外。这时碑刻有以下特点。

　　首先，碑体高大，其碑身一般高2米，宽1.4米以上。如《华山庙碑》，据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为祭唐代封的“金天神”——西岳华山之神，亲自写了一篇《华山铭》并刻成了《华山庙碑》，安置在华山庙中，其碑由几块石头合成，高10多米。可惜，此碑已被毁坏；现存最大的石碑，恐怕要算矗立于嵩山的《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了。该碑刻于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林甫撰文，徐浩书丹。隶书25行，每行53字。碑体巨大，气魄宏伟。通高9米，宽3米，厚1米多。该碑上下四周浮雕精美。碑首上有顶盖，刻云龙嵌珠，碑座有佛龛造像。碑额有裴向篆书“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11个字，碑身徐浩隶书文，笔力遒劲，字体规整秀逸，堪称碑中一绝。

　　其次，陵墓碑和祠庙碑较多。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将士有感情，生前就规定：他的功臣大将去世以后，一定要埋葬在他的陵墓左右，从而形成了文武功臣陪陵制度。唐太宗墓称为昭陵，陪葬的功臣、将相和嫔妃、公主等共计有100多人，每人墓前都竖立墓碑。所以陵区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碑林。这些碑至今尚存40余块，其中有《李勣〔ji基〕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将，因战功显赫，赐姓李，又避唐太宗讳改成此名。该碑刻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并书丹，行书32行，每行90多字。高宗书法受太宗的熏陶，颇有神气。其碑现在仍存原地(即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内)，高7.5米，宽1.3米，厚0.7米，其碑体为昭陵墓葬碑之冠；《述圣记》，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建高宗乾陵时刻。碑用七块大石累积而成，高6.5米。碑身七节，取意于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称“七节碑”，现存陕西乾县(原乾州)。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丹。书法严谨整饬，文体为骈文，共46行，每行120余字，总计5500余字，现存1600多字。内容为颂扬唐高宗之“圣德”，但由于该碑倾倒较早，全文尚未为人所见。

　　第三，名书法家书碑盛行，从而保留了大量名家真迹。唐代著名书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薛稷和薛曜兄弟、颜真卿、李邕、蔡有邻、韩择木、梁升卿、徐浩、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刘禹锡等人，都书写过不少碑文。欧阳询书写了《九成宫礼泉铭》、《房彦谦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20多件石刻，李邕书写了《大照禅师碑》、《李思训碑》、《东林寺碑》、《端州石室记》、《卢正道碑》、《麓山寺碑》等30多件。颜真卿写了《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元结墓表》、《多宝塔感应碑》、《李玄静碑》、《东方朔画赞碑》、《放生池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离堆记》等90多件；柳公权书写了《玄秘塔碑》、《李晟〔sheng胜〕碑》、《苻璘碑》、《神策军碑》、《冯宿碑》、《魏公先庙碑》等60多件。其他如欧阳通写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都是很有名的楷体书法碑，为历代书家所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草书，用行草书写碑开了一代书风。他亲自用行草书书写《晋祠铭》(现存太原)、《屏风碑》(现存浙江余杭)、《温泉铭》等。温碑原石早佚，敦煌石室中存有唐代拓本，现有影印本流传。怀仁和尚花了20多年工夫集成的《集王书圣教序》，是著名的草书唐碑。

　　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自己也写得一手优美的汉隶，据说他一共写有30多件，现存于世者还有大约10件，《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王仁皎碑》、《庆唐观纪圣铭》等即为其手迹。其中《庆唐观纪圣铭》刻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碑在山西浮山县，因地僻人稀，知者甚少，所以捶拓者不多，碑保存也好。这是了解唐玄宗隶书的绝好材料。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隶书家，如史维则写《大智禅师碑》、《庆唐观金箓斋颂》等40多件。其中《大智禅师碑》，碑阳刻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计32行，每行61字；碑阴较碑阳晚刻五年，计27行，每行九字，书法遒劲，有骨力，清朝学者孙承泽推崇此碑书法为开元时期第一品。蔡有邻写有《尉迟迴庙碑》、《庞履温碑》等隶书碑；韩择木写有《告华岳文》、《叶惠明碑》等隶书碑。

　　唐代大篆书家李阳冰[ning宁]，自命不凡，夸口说：秦代李斯以后，篆法直接传人就是他了。在唐中期的天宝、大历年间，他刻写过许多篆字碑和碑额，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三四十件，但现存者只十六七件了。

　　第四，反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碑刻较多，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唐蕃会盟碑》，刻于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竖于西藏拉萨大昭寺，至今尚存。碑阳右侧汉文，楷书，左侧藏文，内容记述唐蕃和约盟文；碑阴记载吐蕃起源、发展等历史情况及唐蕃会盟经过；碑侧记述参加盟誓双方官员姓名。据史书记载，唐蕃会盟前，曾屡战屡和，此次会盟划定唐、蕃辖界，并刻于石，使子孙后代铭记，标志着唐蕃之间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数百年间未再发生过一次大的战争，有利于汉藏两族的发展。此碑是研究汉、藏民族关系史的绝好实物材料；《南诏德化碑》，约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碑在今云南省大理南太和村西。碑高3.02米，宽3.27米。内容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是研究南诏史的第一手材料；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前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成员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是赞扬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碑通高280厘米，宽85厘米，厚16厘米。碑首额上刻十字架。碑阳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70名景教僧的名字和职衔。碑文计32行，每行62字，分序、颂两部分。内容主要是叙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研究唐代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此碑在明朝末年出土后，不但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也引起外国传教士的兴趣。19世纪初，曾有人想偷运此碑出境，由于广大群众的保护，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现存西安碑林。

　　上述四个方面的唐碑，既反映唐代碑刻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碑刻进入高峰时的盛况。以后各朝代，虽然各有特色，但未再出现新的刻碑高潮。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宋元时期，以书法为主的碑刻，继续有所发展，大书法家苏轼、黄山谷、米芾[fu 夫]、蔡襄、赵孟頫[fu 府]、鲜于枢等都各有佳作。苏轼，字东坡，写有《司马温公碑》、《赤壁赋》、《表宗观碑》、《丰乐亭记》等碑刻数十件，苏书以行草为多，楷体极少。《前赤壁赋》，为苏轼亲笔楷书，字径七八分，书法稳健流丽，与常见者不同，为现存苏轼楷书之冠。黄庭坚，字山谷，写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发愿文》、《龙王碑记》等碑刻数十件。关于《狄梁公碑》，昔人说：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米芾写有《千字文》、《苕溪诗》、《芜湖县学记》等楷书、行书碑。蔡襄写有《昼锦堂记》、《万安桥记》、《刘奕墓碣》等。其中《昼锦堂记》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楷书18行，每行39字，书法严谨端重，颇似颜真卿体。据说，蔡襄写此碑时，每一个字就写一张纸，最后择其较好者雕刻于石，所以人们称此《记》为“百衲碑”。赵孟頫为元代大书法家，写碑刻近百种，《少林寺裕公碑》、《玄庙观重修三门记》、《玄教宗传碑》、《许熙载神道碑》、《新建庙学碑》为其代表作。其中《玄教宗传碑》元虞集撰文，赵孟頫奉敕篆额并书丹。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吴全节刻石。楷书26行，每行64字。其碑笔法生动，可见赵书功力。《许熙载神道碑》，欧阳玄撰文，茅绍之集赵孟頫楷书而成，在河南安阳，碑石刻字极工整，四面环刻，故当地人称“四面碑”。碑虽集字，但书法遒健，非他人所能比，在赵书中亦为杰作，所以评论书法者，常以此碑为赵书之上品。《新建庙学碑》，元李师圣撰文，赵孟頫篆书。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刻，为赵孟頫壮年(40岁)时所书。赵所书碑碣，见于世者，以此碑为最先，其以篆文写碑者，只见此一件。赵之书名自此日大。赵为他人所书，楷书行体，已不胜其烦，因此从不轻易写篆书，只偶尔有篆书小品而已，巨碣丰碑绝无。《李愿归盘谷序》，韩愈撰文，鲜于枢书。其书体严谨而恢宏，可为大字楷书范本。《鲜于枢大字诗赞》，为鲜自作之诗，草书71行。该书笔法纵肆坚实，气魄雄浑不失规矩。可与赵孟頫、康里巙巙〔nao挠〕等元代大书法家齐名。

　　宋元碑刻除著名书法家书碑较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图碑较多，如《天文图碑》、《禹迹图碑》、《华夷图碑》等都十分有名。《华夷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碑》是宋代的一幅中外地图，中国部分是主要的。图中对中国的山脉、河流、长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至于其他部分，在图中只能简略地标出一些名称以及相互间的方位关系。《禹迹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但其绘制时间比同年刻的《华夷图碑》晚。现存西安碑林。图中绘的海岸线较准确，说明对沿海地区比前了解较多。总的看，《禹迹图碑》已经比较接近今日的中国地图。《平江图》，刻于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藏苏州市博物馆。它是流传下来的宋代城图中最详细的一幅，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地图。《地理图》，刻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图中对山脉的表示比《华夷图碑》前进了一步，图中地形有了立体感。《天文图碑》，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远摹刻，现存苏州市博物馆。石刻高二米多，宽一米多，图以北极为中心，收星1440颗，说明文字41行，2000多字，对当时所知天文知识作了简要叙述。《静江府城防图石刻》，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刻，现存广西桂林鹦鹉岩。它为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以来，静江府(今桂林市)为防蒙古军队的进攻，前后四次修筑的城防工事的平面图，是研究桂林市发展史和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史料。《汾阴后土图碑》，刻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现存山西万荣后土庙，为荣河县知县张维等所刻的后土庙建筑全貌图碑，是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可从中了解宋代国家一级祠庙的概貌。

　　明清时期陵墓碑在气势规模上又有发展。明之十三陵，清之东、西陵，都著称于世。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方圆44公里的小盆地上，建有长陵、永陵、定陵等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墓。每陵布局大体相似，都有碑亭、明楼等建筑。如长陵(明成祖朱棣墓)明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顶，上檐下悬匾额，大书“长陵”二字。正中竖碑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定陵为神宗朱翊〔yi亦〕钧陵墓，明楼檐下榜额刻“定陵”二字，楼内石碑碑首额篆“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明十三陵各陵之神功圣德碑有明显特点，多为无字碑，刻有碑文的只有长陵和思陵(明崇祯墓)的两块碑。其他明碑，如《永宁寺碑》等，也是十分著名而重要的碑刻。《永宁寺碑》是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刻《永宁寺记》与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刻《重建永宁寺记》二碑的总称。记述明朝永乐年间派员赴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设置都司衙门，任命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以安抚当地居民等情况。该碑是说明明朝初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为我国领土的重要证据。

　　清代有东、西两个陵区。现以东陵为例略加叙说。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有孝陵、裕陵、定陵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始建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陵园以昌瑞山为中心，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0公里。各陵布局也大体相似，都有圣德神功碑楼，神道碑亭等。裕陵为乾隆皇帝陵，圣德神功碑楼内，有龙蝠碑两座，高六米，赑屃座，碑文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就。定东陵为咸丰皇后慈安与慈禧的陵寝。碑亭内龙蝠碑，重量就达20余吨，碑座也是整块石料雕成的赑屃座，以体现碑刻的高贵等级。

　　清朝时，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康熙、乾隆两朝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协调。乾隆皇帝明确表示，对各民族要“因其教，不易其俗”。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其碑群的建立。

　　溥仁寺及其碑刻。溥仁寺俗称前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这一年，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到承德庆祝康熙皇帝(玄烨)的60寿辰，所以特建此寺并刻《溥仁寺碑》以为纪念。普宁寺及其碑刻。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这时，乾隆皇帝在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正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头衔。因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所以乾隆皇帝下令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和碑亭以作纪念。碑亭内所竖之碑有《普宁寺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内容叙述建寺立碑情况。《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碑文分别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情况。普陀宗乘之庙及其碑刻。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齐集承德，朝见清帝，显示了祖国的统一。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花了四年时间(公元1767—1771年)，仿照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普陀宗乘之庙，其庙占地22万平方米，是承德外八庙中最大的一个。正当此庙落成时，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帝，随即到普陀宗乘之庙行瞻礼。故在该庙赐刻《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作纪念。两碑均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成的大型石碑，记述蒙古卫拉特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被其头目率领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后来因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与欺侮，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回归祖国怀抱。清政府拨出价值20万两银子的物资，把他们安置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放牧。两碑是研究清朝民族关系的重要材料。

　　元、明、清进士题名碑，是一类著名的专题碑群，现存首都博物馆，共198块。其中元代三块；明代77块；清代118块。题名碑共记载了5162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其中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两块清代最末的一科进士题名碑中，在其碑文的第二甲第三排第10名刻有近代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的名字。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是研究我国晚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墓碑、祠庙碑、纪念碑就数量而言是碑刻中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有着特殊功用的记事碑。如，《交通规则石碑》刻于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一在福建闽北山区松溪县旧县村，一在松溪县竹贤村。本世纪80年代发现。碑文记载唐宋时期“仪制令”，内容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路规。经福建省交通部门鉴定，这是迄今发现的记载我国古代交通规则最早的碑石。

　　前述各类碑刻，从文字角度区分主要是汉文碑刻，此外我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

　　契丹文石刻。分为契丹大字石刻和契丹小字石刻两种，有墓志铭、纪功碑、建庙记和游记等类别。刻石年代主要是在986年至1150年之间。分布地点除陕西、河北有三种外，多数都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等地。现存契丹大字石刻，主要有《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即《耶律万辛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石棺铭文》以及辽上京遗址出土的两件残石等。现存契丹文小字石刻，主要有《兴宗皇帝哀册文》、《仁懿皇后哀册文》、《道宗皇帝哀册文》、《宣懿皇后哀册文》、《萧富留墓志铭》、《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萧仲恭墓志》、《耶律仁先墓志》、《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等10余种。它们是现存研究契丹文字的主要材料，十分重要。

　　西夏文石刻。西夏文字颁行于1036年，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以后，仍为党项族所使用，直至明末。现存西夏文石刻多在甘肃、宁夏、河北、北京等地出土，数量不多，代表性石刻有甘肃武威西夏《感应塔碑》、宁夏银川西夏《仁宗寿宁碑》、元代《居庸关西夏文石刻》、《敦煌莫高窟六字箴言碑》以及明代河北保定西夏文石刻等，都是研究西夏历史、西夏文字的重要材料。

　　女真文石刻。主要有摩崖石刻和碑刻等，中国现存者有吉林省的海龙县《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扶余县《大金得胜陀颂碑》、舒兰县《昭通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河南省开封《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诗碑》(相传发现于山东蓬莱县，故古称《山东蓬莱刻石》)、《奥屯良弼饯饮碑》等。此外在朝鲜还保存有数件。

　　元代蒙文碑刻。包括蒙古畏兀儿字碑和八思巴蒙古字碑。畏兀儿字碑刻，现存者计有昆明筇竹寺《云南王藏经碑》(碑阴刻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语令旨)，内蒙翁牛特旗《张氏先茔碑》、《竹温台碑》，甘肃武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山西济源《紫微宫碑》及“皇后懿旨”文末之蒙古畏兀儿字“令文”等。八思巴古字碑刻，已发现者约有20余件，分布在陕西周至、韩城，甘肃泾川，山西太原，河南安阳、许昌、浚县，河北易县，山东邹县等地的元代寺观。内容多为皇帝圣旨、皇后懿旨、皇子诸王令旨或帝师法旨。所述主要为保护佛寺道观产业及减免僧道赋税差役诸事。这两种碑刻都是研究元代历史、制度、宗教、寺观的重要资料。元代白话碑，是元代以八思巴蒙古字书写的官方文书，用汉语白话直译为汉文后，所刻诸碑石的通称。其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对研究元代专名译语有特殊价值。冯承钧编的《元代白话碑》、蔡美彪编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等可资参考。

　　除上述刻字碑外，还有只竖碑、不刻字的“无字碑”，如《泰山无字碑》、《乾陵无字碑》、《十三陵无字碑》等。《泰山无字碑》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为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登泰山时所立。碑高六米，宽1.2米，顶上有石覆盖，石的颜色黄白，因无字，故名无字碑(也有人称为石表)。《乾陵无字碑》，建于7世纪末期或8世纪初，以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宽2.1米，厚4.12米，总重量达100吨。碑首有九条螭龙盘绕。碑侧各有升龙图一幅，升龙长1.49米，宽1.19米。碑座阳面的线刻画的是一幅狮马图。图长2.14米，宽0.66米。狮马图之马屈蹄俯首，悠然就食，雄狮昂首怒目，威严挺立。该碑碑身高大，雕刻精细，不愧为历代无字碑之冠。关于立碑不刻字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以《乾陵无字碑》为例，就有三种说法，一说武则天曾经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后人评”，所以只竖碑不刻字；一说武则天“德高望重，无法可书”；一说这是唐中宗李显为自己立的碑等等。

　　前述各类碑，内容虽异，但一般都是为人而立的。树碑的基本用意，是表示人们的哀思和怀念。因此，可以说，碑是人们心中永存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