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黄粱一梦》中国传统元素的奇妙混搭

近日，根据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而来的《黄粱一梦》再次于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在这个纯粹中国内核的框架内，编导殚精竭虑而又不乏创造性地运用众多的中国传统元素以及多种舞台处理和技术手段，融汇戏曲、曲艺、舞蹈、话剧和古乐等不同领域的多种艺术表现，从各自不同的维度诠释着“黄粱一梦”的古老故事，令舞台上古今映照、色彩缤纷，剧场效果颇佳。

综观全剧，由于原著所讲述的故事只是被黄盈作为了一个整体架构和底色来运用，因此其内涵无疑更多地要依靠导演舞台化的处理及多种技术手段来支撑和表现。而主创对于各种表现形式的呈现，可谓是精雕细琢、颇具匠心。不仅现代的“说书人”、三弦古乐的伴奏者、投影乃至对于道具的摆放与升降，被处理或活动在不同的空间，立体地参与到了全剧所营造的梦幻氛围和多重时空的建构中，化为了舞台表现的重要部分；而且，借助戏曲的行头、脸谱、吟唱、表演形式及肢体语言等艺术元素的运用，更是丰富了舞台的整体表现力。

正是对于各种中国传统元素恰到好处的运用和混搭，为展示全剧的舞台表现形式平添了几许奇妙的韵味与色彩，赋予了演出以独特的张力，更成为全剧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不论是以古乐器的悠远苍凉为演出伴奏从而成为全剧古今对比、映衬的一部分，还是全场不断出现和运用的麻衣、水袖、战鼓、鱼缸、鱼、水、石块、书法、灯笼及其上悬挂的面具、大小不一的毛笔以及大棒撑起的黄衣等，都应和着古乐器的音律、戏剧情境的氛围，共同缔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观演气场。加之吟唱、扎靠、擂鼓、武打，乃至用被简化了的戏曲脸谱进行当场勾画、男演员用毛笔配合女演员的水袖功来表现凿河治水等场面，无一不是在制造视觉、听觉冲击力的同时，也强化着戏曲的写意传统和演出的古典意味，犹如一个个散点，伴随着主人公的行动生发、移动、变幻，并多维地交织在了一起，契合着全剧如梦似幻的缥缈气质，合为一股贯穿和勾连全剧的向心力，牢牢地把观众环绕在了这一特定的气场之中，立体地呈现和突显着编导的整体艺术构思。

为了洞穿古今的同质性，编导还在剧中特别使用了“如意”一词，来指代和涵盖了诸多的欲望和梦想。卢生所渴望的“如意”，不外乎是娇妻美眷、功名利禄以及各种声色之娱，几乎可以囊括古往今来所有的人生欲念。有所思才会有此梦，也正是卢生内心深处对于“如意”的渴望，化为心魔，召唤来了梦境中的一切，引导着卢生梦境的走向，也激发出他的人生起落和兴衰荣辱。因此，那件被大棒撑起的黄衣就显得极具质感，不仅令人有了一种“棒缚”的感觉，还通过演员反复地抛、接、掷、举、穿等动作，将他的生命架起、羁绊和桎梏，直观而形象地展示出个人欲望的不断升腾与沉降——就是这一点贪念，生出了一生的痴求和追寻，即使身处江湖扁舟、独钓寒江，也依然挣不脱一种以出世来赢得入世的姿态，直至终结。而通过黄衣、黄粱、椅子、白绫等一系列的小道具和舞台处理，《黄粱一梦》将理念外化为了具体的场面来表现，意图产生“黄粱炊未熟，是梦是醒谁人知晓”的警醒力量。因此，当卢生梦醒时吕翁一边说道：“你心中的如意就是这些吧？”一边将灯笼提起、令拢于其间的黄粱米流泻而出的时候，就仿佛是物化了的欲望抛撒而出，不仅渲染着氛围，也给观众的内心带来了冲击力。毕竟，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最终还是因为各自不同的选择而决定了一切、改变了一切。

此外，除了建构和收拢牵引全剧的向心力量、调动多种中国传统艺术元素来为舞台呈现服务的同时，编导还同步进行了拆解，以刻意达到一种残缺感。实际上，当黄盈以中性的服饰、单一的三弦伴奏，并设计、拆解了完整的戏曲装扮、动作程式以及唱腔而代之以省略、简化或片段的处理方式时，也是在打破幻觉、营造着一种奇妙的离心力。伴随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正反交互和聚合，微妙地突出了中国式表演的韵味与形式感，既达到了一种间离效果，又符合了全剧力求表述的“梦”的意境，体现出对于舞台掌控的灵活性。可以说，《黄粱一梦》以写意抒情的基调集结多种传统文化元素，实践着对于中国传统戏剧的叙述形式和综合性在本质上的一种认同和回归。

然而，全剧对于戏曲等中国传统元素的强化，可以视作对于中国当代戏剧民族性的一种追溯和实验，却远非可以放之四海的成功模式。比如，其剧作内容的精简，有利于导演处理的自由、获得更大的二度创作空间，但仅仅实现了古风古韵的传递而缺少更深层的思考与展现，令全剧还是有些失之单薄，没有彻底完成一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省与重构。因而，从《黄粱一梦》的舞台演出，虽然令人看到了中国传统戏剧元素的一种新型的呈现，但对于民族性视野下传统艺术复归之路的探寻，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毕竟，中国传统的戏剧和文化，亟待新的认知与审视。回归传统、挖掘戏剧艺术自身的潜力，恢复其诞生之初所拥有生命活力，并在传统中汲取营养、于表导演形式上实现对传统艺术复归的同时，注重题材的选择与剧本的扎实，立足于本民族内在精神的提炼，关注民族性、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打造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气质和创作特点，无疑应是中国艺术创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