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时代的今天,皮影还有可能生存下去吗?
如果在十年前提出这个问题,恐怕100个人里会有99个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今天却略有不同了,因为,这十年来,在中国这片曾创造了无数灿烂文明的国度里,掀起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亿万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个深得人心的文化运动,本书作者王博颖,就是其中的一员。
王博颖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是看电影长大的。但不同的是她的祖父是位卓有成就的民间艺术研究者,父亲是中国画专业画家。家学的熏陶,从小便给了她一个与大多数同龄人不一样的成长环境。当她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随我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时候,她不但怀揣梦想、心存志向、而且已对民间艺术有一定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当我帮她定下环县皮影选题的时候,她便一头扎进了这蕴藏着祖先深情与智慧的光影世界里。现在,有很多人抱怨年轻人不懂传统文化、不喜欢传统文化。其实,不能只怪年轻人。对某种文化的感情是需要培养的,这就像恋爱交友一样,一定要先认识、慢慢熟悉,才能产生爱。我相信,只要给孩子们提供接触传统文化的机会,孩子们一定会喜欢、会学习。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应该充满自信,对我们的年轻一代,也应该充满自信。
王博颖的努力,更加深了我对青年一代的了解和信任。介绍皮影艺术的书目前已经有不少了,但王博颖在她的研究中没有人云亦云,也没有泛泛地给环县皮影做一个户口簿式的简介,而是在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上,坚持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将其对祖先遗产的敬畏与学者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因而有可能突破一些禁区,通过对环县皮影历史及艺术特色、表现方式的梳理,对西部地区的民俗和世世代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做出较深入和有价值的探寻。
在她研究的过程中,曾经对如何处理环县皮影中大量存在又极具艺术价值和特色的“地狱影戏”感到困惑。我让她读了她的师兄巫宇军、师姐姚惠的博士论文,前者在其对羌族文化的研究、后者在其对北京民间佛乐的研究中,都很好地、实事求是地、有深度、有见识地处理了同样的问题。正是因为王博颖有一种学者应该具备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她才能同样克服那种将一切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文化统统视为“迷信”的迷信。正如她在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中所说:“在笔者看来,科学是实证的、应用的,而信仰却是感情的、心理的,两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并行不悖。在历史上,既是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宗教徒的现象大有人在。比如爱因斯坦说:‘只有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但只有科学没有宗教也是跛子。’孔子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从原始巫术到《周易》,再到礼乐文化,都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以及摸索出的与其和谐相处的规律。”
这个观念上的突破,带来了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通过对“地狱影戏”的研究,深入分析了皮影的来源及其教化功能。通过王博颖的分析,一切没有偏见的读者都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包括环县皮影在内的民间艺术,曾经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地区长期担负着基础教育的功能。但是谁、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懂得道德、懂得忠孝、懂得分辨是非、甚至熟谙历史掌故呢?是民间故事,是剪纸窗花,是炕头田间的说书曲艺,是农闲节庆时让人看不够、听不够、看一宿美半年记一生的地方戏剧,其中,也包括王博颖研究的环县皮影。
记得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看到平日里路两旁家家户户门口挂着的美国国旗,曾经和美国朋友探讨过他们是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看电影。就是那些洋溢着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大片,培养了美国青年对自己国家的感情。同理,就是那些雕刻精美、在或高亢或婉转的唱腔伴奏下灵活舞动的影人,千百年间不倦地传播着忠、孝、仁、义、礼、智、信,抒发着普通民众的爱恨情仇。
王博颖在本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如今,网络、科技的发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丰富的同时,这种古老的艺术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渐渐失去舞台和观众。有些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是当我们的祖辈躺在病床上呻吟时,我们会冷漠地以‘适者生存’回答他们吗?当我们的地球每天都有大量物种消失时,你也可以淡然自若地说‘物竞天择’吗?文化艺术没有所谓的先进与落后,更何况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它就好比我们民族的名片,我们的DNA,在你出生时,就和它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当非遗在给你文化滋养和精神塑造的同时,你是否也有义务去保护、传承、发展?”
问得好!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电影时代,皮影也应该继续舞动,因为,她是美丽,而美丽是永恒的;因为,她是记忆,而失忆是可怕的;因为,她曾是我们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挚爱,而我们,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子孙。
(《环县道情皮影的民俗文化与造型观念》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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